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是被江青打倒的，遭到了长期监禁。
那是1974年9月28日，毛泽东主席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秘书念着长长的名单。他从这年春天起，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渐衰，不能亲自阅批文件，要靠秘书念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庆典即将举行，有关部门报来了出席国庆招待会并拟见报的2000多人名单。
毛泽东主席听毕，提出要增加萧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名单进行讨论，“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见周恩来1974年9月29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的小胡同——拐棒胡同，那里的一座四合院在沉寂了七个春秋之后，忽地热闹起来。
29日那天，一辆轿车停在四合院门口。来人奉中央之命，正式通知软禁在那里的刘志坚(7)：“从今天开始，你自由了。明天，你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25周年招待会。”
喜讯来得那么突兀，刘志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急急如律令：洗澡，理发，赶制新军装……裁缝在给他量了身材之后，当天就做好一套崭新的军装送来，以便他翌日能出席国宴。望着那红的帽徽和领章，刘志坚百感交集，泪水模糊了视线。
奉命监禁他达七年的部队撤走了，换上了原来的警卫员为他警卫。炊事员回来了。久别的那辆吉姆牌轿车，又回到他的身边。夫人刘莱瑛，也和他团聚了。一夜之间，他从“囚犯”跃为首长，可谓天渊之别。
翌日傍晚，吉姆车送他来到熟悉的人民大会堂。年逾花甲的他，穿着一身新军装，步入宴会厅，见到抱病前来主持国庆招待会的周恩来总理，屏息聆听周恩来致祝酒词。许多人对于曾被“打倒”的刘志坚突然“亮相”公众场合，投来惊讶的目光。
10月1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在报道昨晚国庆招待会的消息时，提到了刘志坚的大名。全国各大报所载国庆招待会出席者的名单中，也都印着“刘志坚”——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第一副主任的名字。
“哦，刘志坚出来了！”这，成了当时全国关注的新闻。
10月3日，叶剑英元帅召见了刘志坚中将，详细询问了他的种种情况，特别问及了他的身体状况。
四个多月后——1975年1月13日至18日，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刘志坚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5年3月，刘志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当时的院长为宋时轮上将。
5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召见刘志坚。不久，刘志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从此，他在西南边陲这一重要的军事岗位上，干了七年多。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0年，刘志坚冤案才得以正式平反。在正式平反后，年已古稀的刘志坚，被从昆明调回北京。
他的三个子女，在“文革”中曾受他株连，天各一方：
长女原在中央美术学院学国画，被调离北京，到兰州那山沟里的“五七”干校劳动；
二女儿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文学理论，被分配到东北一所中学教书；
小儿子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山西阳泉煤矿当工人。
随着刘志坚正式平反，一家五口人分处五个地方的局面总算结束。
年近八旬的刘志坚将军，住在北京西城。在宽敞的客厅里，我与他以及他的夫人刘莱瑛长谈着。客厅里，挂着舒同题赠的李白的诗。他的记忆力仍很不错，往事历历在心头。
回顾“文革”初期的往事，他感叹道：“当时，虽然自己对一些问题有看法，想不通，但是也并不很清楚。我主管军队的宣传工作，一方面身不由己，另一方面我当时对毛泽东主席处于迷信状态，所以对‘文革’的错误也不是一开始就看出来的。对于‘文革’，我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秦桂贞受江青迫害，也吃尽苦头。她骂江青是“妖怪精”。她恨透了江青。
终于，1976年10月，她听到了“妖怪精”给抓起来的消息，兴奋得失眠了！
终于，她请人代笔所写的关于她受江青迫害的材料，上了揭发江青罪行的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终于，1980年11月，她登上中国民航班机，飞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邀请这位普通的妇女，作为被害人，出庭控诉江青罪行。
她住在北京当时第一流的京西宾馆。
一天，法官忽然来到她的房间，郑重其事地对她说：“秦桂贞同志，在公审江青之前，我们请你协助完成一项任务。”
“什么事？”她连忙问。
“关于对你的残酷迫害，我们提审了吴法宪，他承认了，作了交待。可是，江青矢口否认，态度非常恶劣！”法官说道。
秦桂贞一听，怒火顿起，说：“这妖怪精……”
“我们想请你辛苦一趟，到监狱去，去看一看江青。”法官说，“我们估计，她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想赖账！”
法官还拿出一本旧相册，上面贴着蓝苹的许多剧照，秦桂贞一眼就认出，这是她当年送给蓝苹的。法官还拿出从秦桂贞家抄去的那些蓝苹照片。
秦桂贞马上站了起来，跟着公安人员离开京西宾馆。
汽车驶出北京城。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她看见一片熟悉的景象：高墙，铁门，到处是岗哨。这不就是秦城监狱吗？
秦桂贞兴奋起来：“哈，妖怪精，我们‘对调’啦——那时候我住的地方，今天你来住！”
随着公安人员步入秦城监狱，秦桂贞见到一个女人裹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翻起海虎绒衣领，倚墙坐着，在那里晒太阳。此人面色白里透红，戴着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养神哩。
秦桂贞细细一瞧，不是别人，正是“妖怪精”！
秦桂贞怒不可遏，对着“妖怪精”大声喊道：“蓝小姐，我来了！”
江青一听这熟悉的声音，立即站了起来，瞪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她，终于喊了出来：“阿桂！”
江青居然伸出了手，想跟她握手哩。
秦桂贞才不会跟“妖怪精”握手。她义正词严地对江青说：“我对你那样好，你对我那样狠！你是一条毒蛇！”
这位普通的妇女，用这样一句朴素而深刻的话，回敬了“旗手”。
江青顿时脸色煞白。
秦桂贞一扭头，理都不理，走了。
秦桂贞大约走了十几步，忽然听得背后传来一声狼一样的尖叫，令人毛骨悚然：“阿桂——”
那是江青拖长声调，在那里喊她。江青的声音中，仿佛闪现了一丝负疚、羞愧之意。
秦桂贞连头也不回，上车去了。
过了几天，法官又来到京西宾馆，笑着对秦桂贞说：“那天你去了以后，江青承认了对你的迫害，态度也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
秦桂贞笑了，笑得那么得意。她说出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终于时候到了！”
在我访问秦桂贞的时候，她伸出双腕，上面还留着当年手铐的凹印。她说这是蓝小姐留给她的“纪念”。
今日的秦桂贞，依然一人独居。她已搬到一幢花园洋房的底楼居住。她告诉我，这是老东家许慕贞小姐的房产，免费给她居住。
她说，许慕贞小姐和丈夫郑汝顺先生对她极好。她指着屋里的电话对我说，这电话就是他们给我装的。许小姐、郑先生现在香港，每隔些日子，总是给她打电话，问寒问暖。她生病，他们汇钱来给她。她指着屋里的微波炉说，那是许小姐和郑先生的孩子宝宝送的。宝宝，如今的大名叫郑丽波。她在美国学有成就，很有出息。她感叹地说：“这才叫好有好报！”
她还说及，北京的中共高干夫人们也很关心她。内中特别是陈云夫人于若木的妹妹于璐琳，对她最为关心，曾帮助她解决了医疗转院等问题。
当我跟她作了长谈，回到家中，又接到她的电话。她说要补充一句：“我跟‘妖怪精’同岁，我看到她死在我的前面，我好开心！”
1998年8月20日，我去看秦桂贞，开门的是一位20多岁的姑娘。我以为姑娘是秦桂贞的亲戚，一问，才知道是秦桂贞的保姆。当了几十年保姆的秦桂贞，如今也有保姆照料她！
她前些日子因糖尿病住院。她说，幸亏有保姆照料。不然，她这样的孤老太婆，真不知怎样生活下去。
她告诉我，当时正在香港的宝宝，专程赶往上海，看望她，使她非常感动。
如今，每天清早6时，她就由保姆陪着前往花园走走，到8时回家吃饭。身体还可以。
她从冰箱里取出冰西瓜、冰淇淋招待我，看得出，她的晚年生活过得不错。
她拿出当天中午收到的从美国寄来的宝宝的信。信中有十几张照片，既有宝宝半个多月前看望她时的合影，也有重新放大的宝宝小时候和她一起拍的照片，还有宝宝作为“票友”演出京剧《宇宙锋》的剧照。
我回到家中，接到郑汝顺先生从香港给我打来的电话。郑先生说，秦桂贞刚刚给他去电话，说是我去看她。我说，郑先生一家这样多年无微不至照料秦桂贞，真是难能可贵。郑先生马上说，秦桂贞在他们家多年，已是他们家庭的一员。所以，关心她、照料她，是他们应该做的事。可惜的是，他们夫妇远在香港，女儿又在美国，只能在经济上帮助秦桂贞，不能亲自照料秦桂贞，所以拜托我有空常去看看她。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那位与秦桂贞同机被秘密押往北京的作家峻青。
峻青被江青投入监狱达五年半，精神受到极大的损伤。经过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多方奔走，1973年7月的最后一天，峻青在北京突然接到通知，说是经过“审查”，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当天，全身浮肿的他，来到北京平安里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见到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妻子于康，以及上海作家协会“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丁师傅，还有他在北京的弟弟孙海峰。
翌日下午，他在妻子和“工宣队”丁师傅的陪同下，乘坐火车回上海。
然而，江青为什么要下令逮捕他，他却始终不清楚。
1980年12月10日，峻青从电视中看到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讯吴法宪的情形，内中涉及他在“文革”中无端被捕。
据吴法宪交待：
1968年2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开会。散会时，手里拿一本书，问吴法宪：“吴胖子，这个人你知道不知道？”
吴法宪见到书名《黎明的河边》，作者峻青。吴法宪对江青说：“我不知道。”
江青指着书的作者说：“这人在上海，是上海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你给我到上海把他捉到北京来。”
吴法宪有点为难：“我不认识他，怎么捉来？”
江青声色俱厉道：“怎么捉来，你自己想办法嘛！”
吴法宪不敢再问了。
就这样，吴法宪在上海抓了峻青，并押送到北京，但是连吴法宪也不知道江青为什么要抓峻青！
峻青说，他与江青从未见过面，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他至今还没有弄明白，江青为什么要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