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进办公室就接到一通电话，是久久才联络一次的大姐打来的。她说：“你今天来台大医院一趟吧！爸爸身体检查的结果是直肠癌末期，立刻得住院。”
放下电话，我的脑海一片空白。严厉寡言的父亲与我们这些儿女一向甚少交谈，要说些什么，一定是我们犯错之后的指责，口中绝少出现夸奖之词。而从小就叛逆成性、让他头痛的我，也没有向他表白过任何爱意。今天，我得让他知道我爱他。但，要怎么表示呢？
我听到自己沉重的心跳与呼吸声，回想着父亲与我之间的种种。我被他吊起来狠狠地打过。初中逃家时，他从头城到台北找了我三天，问遍了火车站后每一间职业介绍所，打探我的下落。初二休学后，我跟着他学做了几个月木匠。高一的整个暑假，被他带到罗东的建筑工地打工，同住在工寮通铺……种种往事如影片倒带般在眼前闪过，然后定格在我内湖山上新居落成、爸爸来过夜的那一天。
记得隔天一早，爸爸跟我借刮胡刀。我说我从来不用刮胡刀。爸爸无法置信：“哪有男人不用刮胡刀的？不是电动的也可以啊！”他那不信任的表情，我最熟悉不过了。从小我就是被他那样看大的。
我老实告诉他，胡子稀疏，一向都是用剪刀处理的。
爸爸莫可奈何地摸摸下巴，摇摇头：“那我今晚就不在这里过夜，我到山下你弟弟那边去住。”
当天我立刻买了一把电动刮胡刀，并且从那时养成用刮胡刀的习惯。但是，父亲再也不想来住了，因为他觉得山上太潮太冷，他始终没机会用我的刮胡刀。
送爸爸一把刮胡刀，应该是最好的表示。他临时住院，身上一定没带。念头一起，我再也无心上班。一头冲出办公室，到处找寻自己目前正在用的那一款。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道尽心意。
我用的是一把完全不像刮胡刀的刮胡刀：扁扁的，弧度有点像贴身酒壶；镀铬处理，银白闪亮，看起来反而像白金怀炉。这款可不好找，当初也是被当成纪念品出售的。连续跑了好几家都没见着，心里直犯嘀咕，要是找不到，是不是个坏兆头？在一家小商店的边柜角落，我终于发现了那么一个存货。掏钱付账时，才知道钱没带够，只好对老板说，我回去拿钱再来。
回办公室途中，我经过一家天天路过，却从来不曾进去的唱片行，心里有股冲动想把口袋里的钱先花掉。少说也有几千张CD的店里，却一眼就看到那张：封面上一座终年积雪的孤峰，孤峰下有一座小小的修道院。一股与世隔绝的感觉透纸而出，擒住我这个拍照人的眼睛。再看标题，是《亚美尼亚音乐第一卷：圣咏》。亚美尼亚在哪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付完账，我回到办公室对太太说，不要上班了，刮胡刀找到了，马上去看爸爸吧！
台大医院的病房里，爸爸的床位旁边围满了家人。住在头城老家的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和住在台北的大姐、姐夫，四弟、五弟、六弟、七弟和弟媳们也全都到齐了。尽管没有人吐露实情，这样的场面爸爸看在眼里，大概心里也有数了。
我强作镇定说，没事没事，住个一两个礼拜就回家了。我带了一个礼物给你，是把刮胡刀。你一定没带吧？这款刮胡刀很少见，是我特别挑的。
从父亲的眼神，我知道他想起了住在我家的那一天，也明白了我的意思。
由于天天游泳，多年来我已习惯早睡早起，那天晚上却失眠了。老婆和儿子早已进入梦乡，就我一个人坐在客厅发愣，直到想起白天买的那张CD，才打开音响。歌声在寂静的深夜响起，我整个人就像触了电一般，从来没有听过的旋律重重击到我的灵魂深处。
第一首圣歌《上升的光》，是在亚美尼亚境内的吉哈德（Geghard）修道院录制的，由柯米塔兹将传统赞美诗重新编曲。接下来的一首又一首，总共24首，有的让我几乎停止呼吸，有的让我无法自已地痛哭失声。我不是教徒，也从没祈祷过，但在聆听第二十首《埃奇米阿津》（Echmiadzin）时，我合十祷告：“请让爸爸多活一段时间吧！”
最后一首是《上帝垂怜我们》。当独唱女高音戛然而止地收住尾音时，我觉得自己像是死里逃生，庆幸一息尚存，首度体会到生命有多可贵。我发誓要去亚美尼亚。我要亲眼看看，是什么样的民族有办法从喉咙里发出这样的声音。
004 埃里温中央市场的菜色不多，价格昂贵；一位贫汉痴等收市，好捡些东西回家。
005 亚美尼亚通货膨胀严重，1997年的国民平均月薪不到20美元，能买些干奶酪算是很不错了！
006 埃里温的市政广场是政府办公室，不同单位环绕着一个大水池。在水源稀少、电力缺乏的这个国家，唯有这方宝地展现了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