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我的这则往事，这位在土耳其尽人皆知的国宝级摄影家沉默片刻，然后抓起电话，用一种我没听过的语言交谈。几分钟后，他挂掉电话，开心地告诉我：“你放心在伊斯坦布尔度假吧！下个礼拜二飞往埃里温的班机，有一位亚美尼亚的名摄影家会在机场接你。他将当你的向导，带你去看你想看的一切。”
我和太太在惊喜和感激之余，好奇地问他：“你刚才是用什么语言讲电话啊？”
阿拉诡异地笑着，好像在透露一个天大的秘密：“……我也是亚美尼亚人。当年与土耳其冲突时，我们家族改了名。”我仔细地端详着阿拉的长相，果真长得和经常从照片上见到的哈恰图良有相似之处。橄榄形的头上，有个特大号的鼻子。
忙碌的阿拉在没空陪我们的时候，就让他的司机开车带我们走遍伊斯坦布尔的古迹。几天下来，我们深深爱上了这个在君士坦丁大帝手中创立，又在奥斯曼帝国时达到极盛的城市。我们经常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边来来去去，感觉真是奇特。前一刻人还在欧洲，下一刻就身处亚洲了。
阿拉特别腾了一整天的空，带我们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到了横跨两洲最大的一座吊桥附近的村落里，阿拉才说：“我们要去的，就是柯米塔兹生前住持的教堂。”我闻言激动莫名，就像第一次听到亚美尼亚音乐一般。
柯米塔兹的原名是Soghomon Soghomonian。这位已被亚美尼亚人当成圣人的东正教教士，是使亚美尼亚传统圣乐和民间音乐破土重生及流传的关键人物。他于1869年诞生于土耳其穷苦人家，12岁成为孤儿后，因天资聪颖而被送到亚美尼亚的埃奇米阿津神学院就读，随即被亚美尼亚民间音乐吸引而展开多年的研究采集。他于1896年获神学博士学位，在前往柏林继续研读音乐三年后，于1910年回到君士坦丁堡，创立合唱团和音乐学校。1915年4月24日土耳其展开大屠杀。柯米塔兹虽经友人保护而幸免于难，却因一生呕心沥血的研究，包括手稿、古圣乐记谱法破解及大批资料及藏书被毁损而精神崩溃。1919年他被送往巴黎医治，1935年病逝于疗养院。在生命的最后20年，他始终没有恢复神智。
一年后，柯米塔兹的骨灰被迎回亚美尼亚的伟人祠，首都埃里温有一条街以他为名，国家音乐学院也取名为“柯米塔兹”。他的名字永远深烙在世世代代亚美尼亚人的脑海和心灵上。
自从听到那张亚美尼亚CD后，我就开始努力搜寻有关亚美尼亚的一切资料，当然也包括亚美尼亚音乐。无论是瑞士、荷兰、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或美国的小唱片公司，所出版的专辑或选曲，柯米塔兹这个名字，都是无所不在的。我甚至还买到1912年用钢丝录音机录下的，他亲自吟唱自己解码的圣歌。
阿拉带我们进教堂，指着圣坛的一侧，说：“唱诗班的位置就是在那边，当年柯米塔兹还在时，我的父亲也曾是唱诗班的团员。”在隔壁二楼柯米塔兹指导团员练唱的房间，他指着墙壁上一个大相框里的第一代合唱团成员照片说：“最上面的是柯米塔兹，最下面一排的右边第二位就是我父亲。”我凑近一看，长相如同年轻时的阿拉·古勒。我的耳边响起了钢丝录音带里，柯米塔兹干瘪的单声道音调和沙沙的杂音。我现在双脚踩着的，正是所有亚美尼亚人最想来，却又来不了的地方。我是何其有幸啊！
007 进口产品税率高、售价贵，橱窗外还有雕花铸铁保护，栏杆材质坚实，店员还可踩上去擦玻璃。
008 首都外尽是高原，路边常见人们或站或坐，像是牧羊人，却又见不着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