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扎西达娃曾经把日喀则比喻成没有思想的少妇。他的这个比喻使得西藏第二圣地多了几分暖昧。扎西达娃在日喀则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他回忆说随父下放专署农场的时候，场长的女儿试图勾引他。当时，那个女孩十四五岁大，与他年龄相仿。女孩的举动显然惊吓了他。他不敢和女孩玩藏猫游戏，生怕被扒下裤子。所以，我怀疑扎西达娃的比喻完全来自他少年时代严重受挫的性幻想。
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我来到日喀则。日喀则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在旅途中，大城市往往会给我一种错觉，好像旅行结束了，于是斗志涣散，腐败有了借口。
我还在拉孜的时候，宝贝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他们住在日喀则的刚杰宾馆。刚杰宾馆面对着扎什伦布寺。我跟前台的小妹妹要了最便宜的床位，20块钱。房间里有四张床，地面干净得能照出人的影子。我抓紧时间搞个人卫生，先洗身体，后洗衣服。由于一整天没吃东西，我不时听到空洞的胃里传来阵阵回响。我向服务员打听夜市，一脸质朴的小妹妹看着我说：“喔，你想去吃烧烤啊。”
烧烤，多么诱惑人啊，我顿时不再想念肉丝面了。于是，我享用了这样一顿晚餐，烤羊肉串、烤鱼、烤土豆、烤韭菜、烤豆角，末了又来了一碗沙锅面。对我来说，这是一顿难忘的晚餐。它简直就是对幸福生活的盖棺论定，是我用了不到20块钱的代价换来的。
晚风和煦，夜色宜人。我在回刚杰的路上，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想起了海子的诗。
“今夜在日喀则，上半夜下起了小雨，下半夜天空满是星辰。”
那时的日喀则肯定比现在更接近诗人气质。海子写了日喀则的黑，而在扎西达娃眼里，日喀则的颜色是土黄色。城里有黄色的土墙和土房，也有一些柳树。漫长的黄昏里，会有很多人在街上散步。我不是很幸运，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海子肯定看到了，他觉得充满诗意。
人们来到日喀则，并不都是像海子那样，为了写诗。我们大家都想看一看扎什伦布寺。欧洲的藏学家们也把扎什伦布寺称作班禅喇嘛庙，就像他们把拉萨叫做喇嘛教的罗马一样。老外仿佛是天生的教育家，总有办法给一件抽象的事物添加生动的图注，帮助理解和记忆。
我们老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班禅。他的工作就是带领我们去往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都是藏传佛经里的说法。除了宗教领袖，班禅也是后藏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驻锡地就是扎什伦布寺。可事实上，班禅总是游荡或流亡在外。班禅的信徒和人民听到的只是关于他片言只语的消息。
西藏有这样的说法，天上日月一双，地上达赖班禅。这句话至少有两个意思。一是达赖和班禅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二是达赖和班禅的关系亲密无间。歌谣唱的尽管美好，现实却很残酷。
到了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师徒关系日益恶化，最后因财政问题而分道扬镳。四十岁的班禅不甘坐以待毙，艰难出逃内地，至死也没能再回到日喀则。14年后，班禅在青海玉树圆寂。西藏现代史中，有很多令人惋惜甚至痛心的事件发生，至今令我难以理解。
我时常会想，神一样的班禅大师也会伫立在古道西风里，感叹归期渺渺，此恨绵绵吗？！
翌日清早，我来到扎什伦布寺对面的广场，找了偏僻的角落坐下。朝霞里，人们此起彼伏地磕着长头。依山而建的扎什伦布寺显得金碧辉煌。我觉得这样的眺望是对班禅大师的一种凭吊。
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寺庙里游荡。我像所有的游客一样，看到了九世班禅耗时四年，呕心沥血修建的强巴佛像，以及合葬的班禅灵塔。我也看到了喇嘛搁下经文，集体点钞票的场面。
中午出寺门去吃饭的时候，我让售票处的喇嘛在我的门票上签上名字。这样，我下午再来寺庙就不用重复买票了。通常，寺庙的门票很贵。很多背包客以逃票为荣。但我从来不这样做。我的旅行就是我的朝圣。
回到北京，躺在家中宽大舒适的床上，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空，我再次记起海子的那两句诗。也许，海子想告诉我们，是日喀则的宽厚和智慧安抚了一个游子忧伤的心灵，尽管没有最终挽救诗人的生命。
扎西达娃现在是西藏文联的副主席。他可能也像班禅那样，常年呆在西藏的外面。他也许不会再想起那个女孩，但肯定还会想起当年土黄色的日喀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