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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论词书信与论词日记

(一)施蛰存致夏承焘(四通)

瞿禅先生、吴闻夫人:

久未申候,时在念中,伏以起居安健为颂。

我不幸患癌症,病在直肠,已于四月七日做手术切除,暂可无虞。然元气大伤,至今未能痊可出院。

《词学》第二辑排印又历一年,下月大约可以印出,现在赶编第三、四辑,今后可由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承印,或可稍稍迅速。

瞿老《天风阁学词日记》,此间稿至一九三一年止。此后续稿拟请吴夫人继续抄付,今后拟每期刊布四个月至六个月之日记(日记中附有文章,可以删去),款式仍如第一、二辑,惟请用繁体字,加书名号,今后可全书用繁体字排也。

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华东师大拟召开一小型词学讨论会。人数约五六十人,参加者以各院校教师及出版社编辑为主。《词学》编委或老辈词家,亦拟发请柬,躯体健康者如能来亦欢迎。瞿老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故不敢屈玉趾,希望届时能来一发言稿,当在开会时宣读,亦不殊亲临。此事先以奉闻,详细办法、开会日程当由马兴荣同志奉书联系。

周晓川常见否?久不获函札,乞为致意。匆此即请

俪安

施蛰存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七日

惠复可仍寄舍下,每日有人来医院。

瞿禅先生道席:

上月廿一日奉到手书并足下及鹭翁词作,收到多日,未即拜复为歉。近日正在为诸稿作技术加工,拟赶十一月底送出全稿,故极为忙碌。印刷厂已接洽到一家能排繁体字者,故拟尽量用繁体。弟意简笔字之与原有字相犯者,坚决不用,如“僕” 之为“仆” 、“园” 之可为“園” 又可为“圆” 之类,大约习熟相沿、简化已久者可仍用之。以后吴夫人写稿,敬请注意,待第一辑印出后,弟可以定出一个标准,请作者留意。现在每篇文章均须改字,大为苦事。

《换头例》已编入第一集,请吴夫人为我预备第二辑稿。《学词日记》起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讫六月三十日,请从七月抄续。

以后凡标明平声则用〇,仄声则用●,韵则用△。

上月《参考消息》有两篇台湾文章论岳飞《满江红》词,弟拟在《词学》中作一“特辑” ,收余嘉锡及阁下二文一并刊布,使读者方便,请予同意。尊处有无赵宽书《满江红》词拓本?如有可否惠假制版,此石不知尚存否?如尊处无有,弟拟托人去拓。阁下关于此词有新意见否?亦甚盼补一小文谈谈。

“屏风碑” 后白石道人题跋拓本尚在否?亦拟假取制版或先摄影,备第二、三辑用。

现在看来,集稿二十万字亦不甚困难。因每期有“文献” 及“转载” 二栏,可容十万言,则著述新稿十万字亦易事。弟拟第一辑编讫后,即续编第二辑,则明年出四辑,容有可能。

手此即请 撰安。

吴夫人均此请安。

施蛰存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四日

瞿禅先生阁下:

前数日上一书,想已登芸席。

日来拜读《换头例》已毕,做好技术加工,可以付排,有二事欲请示:

(一)题目拟改作《换头格例》,因此文所述乃九种换头格式,可否加一“格” 字,明其内容?否则或作《换头九例》,避免三字标题,较顺口。署名作“夏□□稿、吴常云整理” ,如何?

(二)最后有“换头不变,入后小变例” 及“入后大变例” ,此二例弟以为已不是换头的问题,而是上下片句格的问题,似不应属于“换头例” ,拟省去,阁下以为有当否?新剖析示知遵行。

《日记》尚未做加工,俟读后如有疑义,当再请示,手此即请

道安 吴夫人均此

施蛰存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八日

吴夫人:你写的氵旁都像言旁,我已逐字改过,请注意。

瞿禅先生道席:

昨日寄兄拙诗数纸,匆匆付邮,未及附书,想已登文几。今日已将大作《日记》作付印前之加工,有数事须请示:

五月十四日记中有“胡仲方” ,亦写作“吴仲方” ,不知何者为是,此宋词人弟不知,但知有“刘仲方” 。

五月三十日记中有程善之作《倦云倚语》,不知是否“忆语” 之误笔?又此书弟未见过,尊藏尚有否?愿乞惠借一观。

六月二十四日记中有刘子庚《讲词笔记》,弟亦未见过,尊斋尚有否?又刘子庚《辑校唐宋元明词六十种》,此书阁下有否?弟七月中在北图假阅一本,不全。弟欲补钞其跋语,请阁下为我物色之。

日记中有《寄吴瞿安信》及《剪淞阁词序》二文,弟拟删去,俟第二辑中。请阁下多付几篇此类文字,编入“文录” 栏,第一辑中有“词录” ,无“文录” 。

又“换头例” 最后二例弟以为不属于“换头” 变化,亦拟删去,前函已请示,便祈覆及。

《词学》已决定全用繁体字排,但向来有简体者,仍用简体(如“体” 字即其例)。以后惠稿,请改写繁体及旧有简体,省得弟一一改写。

《满江红》词特辑有意见否?亦乞示知。此请

吟安

夫人均此

施蛰存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施蛰存致周楞伽(二通)

楞伽先生道席:

三月八日手示敬承。《词学季刊》为实现已故龙榆生先生遗志而动议,经营已六七个月,最大的困难是“古籍” 不能承受出版,至今未有出版处;至文稿编集,则粗有眉目。老辈虽若晨星,五六十岁尚有健者,不办此刊物,无以助其成就,故弟所注意者亦当兼及下一代,中国之大,岂无人哉?

足下有大文见惠,甚表欢迎!婉约、豪放,作为词家派别,弟有疑义,弟以为此是作品风格,而风格之造成,在词人之思想感情: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民族革命激昂之作,不能婉约。稼轩有婉约,有豪放,其豪放之作,多民族革命情绪;东坡亦有婉约,有豪放,其豪放之作,皆政治上之愤慨。如果要把词人截然分为两派,而以豪放为正宗,此即极“左” 之论;如以婉约为正宗,即不许壮烈意志阑入文学。此二者,皆一隅之见也。阁下以为何如?(宋人论词,亦未尝分此二派。)

阁下博览方志,大可获得许多副产品,有佚词及词人传记资料,不妨录出,《词学季刊》亦欢迎也。手此即请

撰安

弟施蛰存顿首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

楞伽先生:

手书敬承。弟与足下之距离,在一个“派” 字的认识,婉约、豪放是风格,在宋词中未成“派” ,在唐诗中亦未成“派” ,李白之诗,可谓豪放,李白不成派也;杜诗不得谓之婉约,不必论。“西昆” ,体也;“花间” ,亦体也,皆不成派。宋诗惟“江西” 成“派” ,“江湖” 成“派” ,因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故得成为一个流派。东坡、稼轩,才情、面目不同,岂得谓之同派?北宋词只有“侧艳” 与“雅词” 二种风格:东坡,雅词也,晏、欧,侧艳也。至南宋而有稼轩、龙洲,此则由于词的题材境界扩大,对社会现实的反应,成为词料,词与诗之作用及内容皆无别矣。论南宋词,稼轩是突出人物,然未尝成“派” ,足下能开列一个稼轩词的宗派图否?倒是吴文英却有不少徒众,隐然成一派,然而亦未便说梦窗为婉约派。

弟不反对诗词有婉约、豪放二种风格(或曰体),但此二者不是对立面,尚有既不豪放亦不婉约者在。诗三百以下,各种文学作品都有此二种或种种风格,然不能说曹孟德是豪放派,陶渊明是婉约派也。

弟涉猎词苑,始于一九六〇年代,初非此道权威。足下为文商榷,甚表欢迎,惟不敢蒙指名耳!匆匆即请

撰安

弟施蛰存顿首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

弟之意见,以为如果写《词史》,不宜说宋词有豪放、婉约二派,此外与足下无异议也。

“西昆” 有《酬唱集》,勉强可以成派,但文学史上一般均称“体” 也。

又及

[附录]

周楞伽答施蛰存

蛰存先生道席:

三月十四日手教奉悉。先生于老成凋谢、词坛冷落之秋,积极谋恢复《词学季刊》,继大辂之椎轮,挽斯文于不坠,且谓“中国之大,岂无人哉?” 豪言壮志,钦佩无已!第恐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盖物极必反,十年浩劫,既造成人才之凋零,文化之低落,而思想禁锢之反激,又使一般人厌弃高头讲章,惟思借文化以苏息,此软性刊物之所以泛滥市面,而真正有价值之学术研究文章反不为时所重,言念及此,先生其亦有“黄钟毁弃” 之叹乎!

惟来书谓婉约、豪放,是作家作品之风格而非流派,此则弟所不敢苟同。何则?作品风格固即人的表现,然非如人貌之各具一面,毫不雷同,而自有融会贯通之处。足下谓“风格之造成,在词人之思想感情” ,似亦有语病,盖人之思想感情非劈空而起,自然发生,必婉转以附物,始怊怅而切情,此即古人所谓诗有六义之赋、比、兴,亦即今人所谓形象思维也。睹物起兴,触物兴情,但又不能无关于时序。汉魏风骨,气可凌云,江左齐梁,职竞新丽,惟时运之推移,斯质文之代变,是故“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者,皆豪放派之祖;而“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者,皆婉约派之宗。所不同者,仅当时无婉约、豪放之名,而以“华” “实” 为区别之标准而已。

足下谓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激昂之作,不能婉约,此尽人皆知之理,盖一篇之内,不可能有两种不同风格存在也。至于同一人之作品,风格有婉约,有豪放,则当视其主导方面为何者而定,若东坡、稼轩,就其词作风格主导方面而论,固皆词家之豪放派也。足下对东坡、稼轩风格之评骘,似非笃论。稼轩词如“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此等语非不豪放,然又何关乎民族革命情绪?东坡词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此等语非不豪放,然又何关乎政治上之愤慨?李易安历评晏、柳、欧、苏诸公之词,皆少所许可,似过于苛求,迹近狂妄,然其主旨,要不外证成其“词别是一家” 之说而已!所谓“词别是一家” 云者,即词之风格体裁,宜于婉约,所谓“小红低唱我吹箫” 者,庶几近之。故词易于婉约,而难于豪放,而其流传之广,亦惟婉约之词,此所以凡井水饮处,皆歌柳词,而少有歌苏词者也。惟其难于豪放,故豪放之词更弥足珍贵,即谓为词之正宗,又何不可?阁下谓“以豪放为正宗,此即极‘左’之论” ,未知何所据而云然,弟殊以为未安,岂“四人帮” 之流,亦苏、辛词之崇拜者乎?即以婉约为正宗,亦未见得“即不许壮烈意志阑入文学” ,如易安《武陵春》词:“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造语何等婉约,而家国之悲,兴亡之感,亦即隐寓于字里行间,又何尝不足以激发人之壮烈意志?岂必如放翁《诉衷情》词云“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在沧洲。” 造语不婉约者始得许壮烈意志阑入文学乎?然我恐以之为词之正宗,又成极“左” 之论也。

阁下谓:“宋人论词,未尝分此二派。” 此亦未然。盖婉约、豪放,乃近人语,宋人初未尝以此名派,然名者实之宾,若循名责实,则宋人论词,又何尝未分此二派?独不见俞文豹《吹剑续录》中所载之故事乎?《续录》云:“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此岂非婉约、豪放二派之区分乎?俞文豹固明明为宋人也。

鄙见如是,初未允当,阁下如有异议,望勿吝赐教。此复即颂

撰安

弟周楞伽顿首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

周楞伽再答施蛰存

蛰存先生:

三月十八日复函敬悉。弟与先生之差异,决不止于对一个“派” 字的认识,或“派” 与“体” 二字的解说不同,看法各异。来书谓:“婉约、豪放是风格(即先生所谓“体” ),在宋词中未成‘派’,在唐诗中亦未成‘派’,李白之诗,可谓豪放,李白不成派也;杜诗不得谓之婉约,不必论。” 弟则谓岂止宋词已成派,唐诗已成派,甚至上溯建安,下推江左,皆已成派,即汉赋亦如扬雄所云有“丽则” 、“丽淫” 之分,况等而下之哉?“邺下曹刘气尽豪” ,此豪放派也;“江东诸谢韵尤高” ,此婉约派也,惟当时无婉约、豪放之名称,故遗山论诗,仅云“若从‘华’‘实’评诗品” 而已!

先生所斤斤计较者,无非在结成诗社宗派,始得谓之“派” ,故云“宋诗惟‘江西’成派,‘江湖’成派,因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故得成为一个流派。” 由此得出结论:“‘西昆’,体也;‘花间’,亦体也,皆不成派。” 弟今请反问先生:“花间” 非亦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成风气乎?何以不能成派?先生因“西昆” 有《酬唱集》,故先云“西昆” ,体也。后又云“勉强可以成派,但文学史上一般均称体也。” 就弟所见文学史而论,对“西昆” 或称体,或称派,或派、体混称,对“花间” 则一致称派,未见有称“花间体” 者,此足以驳倒先生之说而有馀矣。

先生亦承认“李白之诗,可谓豪放” ,然“李白不成派” 者,无非因李白一人而已,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故李白不成派也。然普天下皆公认李白诗歌为豪放派,非先生一手所能推翻。杜甫为现实主义大诗人,“实” 与“华” 相对,故先生谓“杜诗不得谓之婉约” ,似亦振振有词,然“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 ,此等句能不谓之婉约乎?杜甫之诗,有豪放,有婉约,自不能概以婉约名之,然元稹作子美墓志铭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 试以文中除风、骚外所提诸家计之,“沈、宋” 、“苏、李” 、“徐、庾” ,较之“曹、刘” ,究竟华居多抑实居多?婉约居多抑豪放居多乎?是则杜诗之境界亦不难窥见矣。至于子美自己论诗,则既崇清新(豪放),亦尊华丽(婉约),故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清词与丽句并称,且皆必与为邻,此所以既“窃攀屈、宋宜方驾” ,而又“颇学阴、何苦用心” 也。然若执此以观,以为子美于清新(豪放)、华丽(婉约)二者无所轩轾于其间,则亦未见允当,究竟子美之所心仪、所欲师法者,为阿谁乎?子美于清新刚健之豪放一派,赞扬则有之,推崇则有之,此即“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是,然我未见其有继承师法之意;惟于婉约华丽一派,一则云“窃攀屈、宋宜方驾” ;再则曰“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三则曰:“李陵、苏武是吾师” 。两两相较,杜甫之欲师承婉约,已不待烦言而后明,何足下犹执意谓“杜诗不得谓之婉约” 乎?

足下谓“东坡、稼轩,才情、面目不同,岂得谓之同派?” 然世以苏、辛并称,由来已久,至有以《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合刻者,此又何故?盖正如《辞源》“苏辛” 条所云:“填词家以二人并称。苏词跌宕排奡,一变唐五代之旧格,遂为辛弃疾一派开山,世称苏辛也。” 弟才疏学浅,诚不能如唐张为之作《诗人主客图》,亦不能效宋吕居仁之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足下欲弟作《稼轩词宗派图》,弟殊愧未能应命,然若谓稼轩词未尝成派,则以足下之风格论即“有许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故得成为一个流派” 证之,亦殊未然,岳武穆、张元幹、张孝祥、康与之、刘克庄、陆放翁、刘改之、杨西樵之词,非皆豪迈雄健,气夺曹、刘者乎?非皆词家豪放派乎?即以之列成《稼轩词宗派图》,又其谁谓为不可?足下谓“北宋词只有‘侧艳’与‘雅词’二种风格” ,弟谓“侧艳” 即“婉约” ,“雅词” 即“豪放” ,实不必另起炉灶,另立名目。凡花样新翻,而又未能为世所公认者,弟以为皆野狐禅之流,无足道也!

足下不否认诗词有婉约、豪放二种风格,但又谓“尚有既不豪放亦不婉约者在” ,此等第三种文学论殊不合于文学史之事实。“诗三百以下” ,除骚体可接踵继轨外,何尝有风、骚二种以外之“种种风格” ?“凡以模经(《诗经》)为式者,自入典雅(豪放)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婉约)之华。” 刘彦和初未尝作于此二种风格之外别有种种风格之论也,足下何所见而欲自我作古乎?若世人皆要求足下举此“种种风格” 之实例,足下其将何词以对?

渊明诗风格清新,固不得谓之婉约,但“说曹孟德是豪放派” ,又何不可之有?“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雅润即豪放,清丽即婉约也。观夫孟德之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此等句不谓之豪放其可得乎?彦和论诗,早谓“魏之三祖,气爽才丽” ,“良以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 元稹于子美墓志铭中亦谓“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之间,往往横槊赋诗,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 建安文学,世有定评,足下于千馀载之后,欲推翻之,岂力所能及耶!至谓“未便说梦窗为婉约派” ,则白石、清真,皆不得列名婉约派矣,此又岂笃论乎?

弟之意见,以为如果写《词史》,必须大书特书宋词有豪放、婉约二派,豪放词以范希文为首唱,而以东坡、稼轩为教主;婉约词则以晏元献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为教主。“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 ,则前者有永叔、少游、易安、方回、梅溪、梦窗;后者有王介甫、叶梦得、陆放翁、刘改之,不能尽述。纵与足下意见相左,亦在所不惜也。

足下不欲指名,弟未敢故违,即以我侪之争鸣,以《词的“派” 与“体” 之争》名之,刊诸学报,以俟世之公论如何?此复即颂

撰安

弟周楞伽顿首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三)《投闲日记》中与词学相关之资料

(1)买得《词鲭》一册,道光丙戌有斐居刊本,星江余煌汉卿集句词六十馀阕,颇浑成可喜。又《玉壶山房词选》一册,民国九年仿宋铅字排版墨汁刷印本,此亦印刷史上罕见之本也。(1962年10月31日)

(2)阅詹安泰注《南唐二主词》,颇有可商榷处。惟于金锁沈埋句不能引王濬事,为尤可异耳。(1962年11月20日)

(3)阅词集数种,于《寒松阁词》中见有《甘州》一阕,题“雷夏叔秦淮移艇图” 。去年晤王支林前辈,曾谓余言松江人擅词者有雷夏叔其人,归后检府志不得,亦不能得其词。今乃于张公束词中见之,当亦道咸间人也。(1962年12月7日)

(4)晨谒君彦丈,平一亦在家,遂与其乔梓小谈,多涉松江旧事,因以雷夏叔叩之,果是其先世。丈出示《诗经正讹》抄本一册,题华亭雷维浩撰,云即夏叔之名,其书无甚新解,且又不完。问以词,则亦无有,殆不可得矣。(1962年12月8日)

(5)下午陪内子上街,顺道往常熟路旧书店买得牛秀碑一本,又《冰瓯馆词钞》一本,仪征张丙炎撰,写刻甚精。(1962年12月11日)

(6)阅《复堂词话》,谓秀水女士钱餐霞撰《雨花庵诗馀》卷末附词话,亦殊朗诣,检小檀栾室刊本《雨花庵词》,乃不见词话,盖已删去。徐乃昌此刻诸女士词集,凡序跋题词,俱皆刊落,亦殊孟浪。

复堂论词,宗南唐北宋,自足以针浙派之失。然北宋词家,体制略备,子野、耆卿、东坡、清真,莫非南宋所自出。言北宋词,亦当有去取耳。

复堂盛赞陈卧子、沈丰垣,明清之际,卧子自属大家,人无闲言;沈丰垣则知之者少。《兰思词》复堂亦未见,殆已佚矣。予尝辑录数十阕,得复堂一言,自喜目力未衰。(1962年12月12日)

(7)赵闻礼《阳春白雪》,得丁葆光《无闷》词,此《直斋书录解题》所称催雪《无闷》,乃其名作也。初以为不可见,竟不知其存于此集中。不知别一阕重午《庆清朝》,尚可得否?(1962年12月15日)

(8)阅沈传桂《二白词》。二白者,殆以白石、白云为宗也。然其胸襟尚无白石之洒落,故终不能企及;白云则具体而微矣。《汉宫春》云:“芳菲易老,有杨花春便堪怜。” 《高阳台》云:“看花莫问花深浅,有斜阳总是愁红。” 工力悉在是矣。(1962年12月17日)

(9)晚阅柳耆卿词,耆卿自来为世诟病,周柳并称,亦只在《八声甘州》等羁旅行役之作,若其儿女情词,便为雅人所不道。然柳在当时,实以情词得名。其咏妓女歌人,一往情深,于其生涯身世,极有同情。如《迷仙引》云︰“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少年游》云︰“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 其言妓女多情处,均致慨于男子薄情辜负,此皆为妓人所喜慰。花山吊柳。夫岂以其为荡子行径耶?(1962年12月18日)

(10)阅《乐府雅词》。周美成词“向谁行宿” ,此作“向谁边宿” 。盖以“行” 字太俗,而改之也。然“行” 字训“边” ,今乃得其出处,因作词话一则。(1962年12月19日)

(11)阅温飞卿诗。其诗与词,实同一风格,词更隐晦。然余不信温词有比兴。张皋文言,殆未可从,要亦不妨作如是观耳。王静安谓飞卿《菩萨蛮》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此言虽攻皋文之固,然亦未安。兴到之作,亦不可无命意。岂有无命意之作品哉?余不信飞卿词有比兴,然亦不能不谓之赋,赋亦有命意也。(1962年12月22日)

(12)阅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有书魏匏公事,其人甚奇俊。余有其《寄榆词》,因取读之,颇有好句。(1963年1月19日)

(13)至南京路修表,便道往古籍书店,买四印斋本《蚁术词选》一部,又海昌蒋英《消愁集》词一部,此书刻于光绪三十四年,小檀栾室所未及刻也。集中《念奴娇·秋柳》、《渔家傲·游曝书亭》,皆工致。《高阳台·秋夜与弟妇话旧》云:“听雨听风,梧桐树杂芭蕉。” 可称警句。(1963年1月23日)

(14)今日又从古籍书店得四印斋甲辰重刻本《梦窗甲乙丙丁稿》,此本刊成后,未刷印,而半塘老人去世,况夔笙得一样本,嘱赵叔雍上石影印以传,时民国九年庚申也。况跋云:“版及原稿已不复可问。” 余初以为此版必已失散,今此本有“民国廿三年版归来薰阁” 字,盖来薰阁就原版刷印者也。此梦窗稿三次刻本,流传甚少,亦殊可珍。除夕得此,足以压岁矣。(1963年1月24日)

(15)下午访问周退密,……又见金翀《吟红阁词钞》三卷、续抄三卷。归检《国朝词综》,云翀休宁人,监生,侨居钱塘,早卒,有《吟红阁词》二卷。周君此本,乃翀之子所刊,故有词六卷之多,其中《沁园春》咏物至九十馀阕,亦殊无谓。(1963年2月5日)

(16)过古籍书店,得词集数种,有顾羽素《绿梅影轩词》一卷,取徐乃昌刊本校之,溢出二十一阕,不知徐氏所据何本。徐刊称《茝香词》,殆早年所刊本耳。(1963年2月10日)

(17)阅《湘绮楼词选》。此公好妄改字,全不解宋人语,亦奇。(1963年2月11日)

(18)夏臞禅《唐宋词人年谱》,购置已久,未尝细读,今日始穷一日之力尽之。夏公于此书致力甚劬,钩稽细密,诸人一生行事昭然,系词亦确实有据,不作假拟,冯正中年谱犹足正惑辨妄,可谓得知己于千祀之后矣。(1963年2月21日)

(19)阅鹓公手稿。诗曰《恬养簃诗》,分《搬姜集》、《西南行卷》、《山雨集》、《梅边集》,皆解放以前作,《老学集》为解放以后作。五十年间,诗凡一千馀首,早年所作皆宋诗,颇受散原影响,抗战以后诸作,皆元人之嗣唐者矣。词一卷曰《苍雪词》,凡一百数十阕,多晚年所作,忆《南社集》有其早年词,似均未存稿,可补录也。(1963年2月25日)

(20)阅鹓公词,风格在东坡遗山间,因念姚春木《洒雪词》至今未刊,可合鹓公所作合为《云间二姚词》,或称《二雪词》,亦巧事。(1963年2月27日)

(21)抄云间词人小传,取府志及续志,并诸家词选与《松风馀韵》、《松江诗钞》、《湖海诗传》诸书综合之,已得二百八十馀家,十九有词可录,亦不为少矣。(1963年10月4日)

(22)阅陈家庆《碧香阁词》,选录十九阕,皆可继轨宋贤。(1963年10月7日)

(23)阅沈祖棻《涉江词》,选三十三首,设色抒情俱有独诣。(1963年10月8日)

(24)晨访周迪前,假得刻本《湘瑟词》及钞本《海曲词钞》……以所藏《湘瑟词》钞本与刻本对勘,补得所缺三十馀字,又从《海曲词钞》中补得云间词人十馀家。(1963年10月10、11日)

(25)选录缪雪庄词四阕,于《范氏一家言》中得范启宗词一阕。(1964年1月6日)

(26)阅《词律》数卷,觉万红友亦甚有见地,不可及也。(1964年2月21日)

(27)晨访周逿潜,假得《幽兰草》、《尺五楼诗集》、《堪斋诗存》三种。《幽兰草》抄配得残缺者三页,甚快事。(1965年1月27日)

(四)旧体诗中的谐趣

什么叫“喜剧性、悲剧性” ?这是戏剧名词,可用于小说,不可用于诗词。诗词只有抒情或述志,没有行为、动作,不成其为“剧” 。

一切文学形式,皆创自民间,五言诗在东汉时,是民间的诗形,七言诗出来,五言诗成为雅文学,而七言诗为俗文学。到唐末五代,出现了“长短句” (即“词” ),于是诗都是雅文学,“词” 是俗文学。

苏东坡把诗的题材、内容,用入“词” 里,词从此变了用途,升格为一种新的诗(“诗馀” ),于是有“曲” 出来代替了词的作用与地位。

到明朝为止,诗词都是雅文学,曲为俗文学。

现在,诗、词、曲都是雅文学,广播歌曲是俗文学。

总之,这一时代的俗文学,到下一时代,都成了雅文学。

一种文学形式,在俗文学时期,常有插科打诨的成份,即幽默成份。当它们升高到雅文学地位,幽默风味便消失了,而愈来愈庄重。

聂绀弩诗及足下的一些诗,便是回归了诗中的谐趣。其实,这种谐趣,在唐人诗中还有,王梵志、寒山、拾得诗可证。到了宋代,没有这种谐趣诗了,但是禅家偈语中还有不少。

在传统文人观念里,聂绀弩和足下的某些诗是“以俗语、俚语运用于诗词里” 。但在民间诗人的观念里,这正是运用他们日常的口语。

总之,文人诗中有一点幽默感,并不是故意“打油” ,而是“返朴归真” 。(返雅还俗,靠拢人民。)

不过,此法也不宜多用、滥用,因为五七言诗及词,今天毕竟已成为文人用的文学形式,无法再回到人民手里去了。

一九九四年九月五日

幽默处正是含蓄处,此点洪君未悟。

附录:一九九四年第六期《晋阳学刊》编者按: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洪柏昭教授致信《西园吟稿》作者裴中心,说自己“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古典诗词中如此缺乏喜剧性?喜剧性能否进入诗词?应该如何进入诗词?” 又说:“您比较成功地将俗语、俚语、谚语运用于诗词中,故取得了妙语解颐的效果;但又使您的作品较为直露而略少含蓄,有点像曲。我觉得这也许就是喜剧性较难进入诗词这样‘雅文学’的原因吧,不知高明以为然否?”

裴中心请教施蛰老,此为施老于病榻上所作之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