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观点看过去，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对资本主义的形成，都有相当的贡献。我们虽不能称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但是他们的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反映着16、17世纪的思潮。这思潮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建立新兴国家(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的阶段结晶而为“劳力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初看起来他们的思想有互相冲突之处，而骨子里，却有能前后衔接的精髓。
马基雅弗利首倡唯物论，人类历史只有已经存在的事物才能算数，要是不能生存，纵你说得道德高尚，仍是镜花水月。霍布斯相信人性为恶，你也不能勉强把它说得为善。自存自荣既是天赋于人的一种本性，那也不能怪继续这种功能是违反天意了。洛克纠正了霍布斯的悲观，认为天赋民权仍可以在经过公意而组成的国家内保全，不一定要暴权政治。但是他的私利观，却和霍布斯的很少区别，他的劳力价值论认为天生万物以养人，原来是全世界的资源，供全人类自由采用，只是某一个人将他自己的劳力与天生的资源混合，则成他的私产。私人财产与天赋民权互为表里，那也就不应当受皇权的侵凌和中世纪传统道德的拘束了。
我们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仅只用三两句话把这些思想家的观感概括说出，也感觉得到这样一个思想系统的轮廓庞大，它提到自然法规、人的性格和政治生活的真意义，而后面却又挟带着个私人财产权不能侵犯的宗旨。三位作家发表著作的时间前后亘二百年，却又还保存着这样的一个直线式的发展(linear progression)。这也就表示资本主义非一时突发的冲动，中国的思想史里就没有一个类似的运动。不仅“杨朱为我”只有昙花一现不能相比，好多近代中国作家找到明末清初有些思想家偶尔发表的文字，提及经济政策应当稍微开放，商人对社会的贡献不可全部抹杀，个人的私利无法洗刷得一干二净，都不能和西方同时的革命思想相比拟。讲得彻底一点，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是通过“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范围之下，有组织有系统地提倡资本主义，而不是偶尔地、稍微地，或昙花一现地提倡资本主义。
读者看到这里，也可以想象我们在70年代的中期，给我们自己找来的麻烦了。我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立脚点看清，就冒失地溜进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大黑洞里去了。我们看到马克思埋怨一个伦敦面包烤房每日工作十六小时还不算，竟要工作二十小时。我们也看到桑巴特的论文有如贺阁兹(Hogarth)的油画，也像萨克雷(Thackeray)的小说。我们虽已知道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一个连亘几个世纪，产生剧烈的变化，牵涉到好多国家的大怪物，甚至已经看到它的大轮廓却又无从说明它到底是飞禽，还是走兽。主要的困难则是这大题目不受学院门系的限制，而是 inter-disciplinary的一种题目，所以不容易找到适当的程序，将这千头万绪的因素综合起来。
现在事后想来，我们把这一段研究暂为搁置，在时间上不算是一个完全的损失。恰巧在这时期之中，尤其是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拘禁，中国开始反省“文化大革命”，这是给历史家看清局势的一个绝好机会。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顺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这也就有如前述熊彼德所说，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是同出而异途。我们观摩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倘使我们对中国更了解，同时也在观察欧洲的时候增长了眼光的纵深。总而言之，我们既已纠缠于一个历史上的大题目之间，则我们身处其境的情势愈澄清，我们的自信心会更坚固。
而且我写的《万历十五年》，也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一本明史专书，而是传统中国尚未与欧洲全面冲突时的一个解剖。书中说明中国的朝廷和社会，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组织和系统，做起事来，也有它特别的作风与节奏。间接上就表示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这些组织与作风，与西方的系统与节奏，有很大的差别。因之也是在“有”和“无”之间，反面检讨同一问题。
在这几年之间，我也常想到欧洲资本主义的事。要是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能离开法律，而法律须要有国家作主宰，则我们应该先分就国家的畛域看，不应当先把中国的万历十五年看成了欧洲的1587年，或者把法国、荷兰、比利时的事和英国的事笼统叙述。我已经看清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而且它又有一个直线式的发展，并且到了某一阶段，就变成了无可逆转的形势，可见“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李约瑟和我，又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文艺复兴及宗教革命有关，有前面所说的银行出现的次序为证，那我们何不也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样分作三段，从意大利到北欧再集中眼光于英国?这样一来，我在1975年写下的一段，说到现代商业组织的三个条件，可以当做我们的检查单(check list)用。只要我们把这三个地区达到这商业组织的程序按时间记下来，就应当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有一种明确的线索了。
1978年我第四次去英国的时候，在行李中带着三十多本书和一大堆草稿。这时候李约瑟交卸了凯易思学院院长的职务，他的新办公室乔迁到剑桥火车站不远的波克兰兹街 (Brooklands Avenue)，称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这图书馆现属“李氏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新地址在剑桥雪尔威斯特路8号(8 Sylvester Road)。——编者注我们综合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未定稿，由我起草，每周读过，经他批评后修订。事实上意大利这一部分，只用了威尼斯做代表，北欧的一部分，则用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的情形概述，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已经符合我们的目的。只有英国的这一部分才比较详细。1981年9月23日李博士在上海演讲，说到我们对这问题已有新看法，后经当地《新民晚报》提及。
我最近一次看到李公，还是1983年在纽约。据他的计划，这批材料将来还是要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里面去，至于如何收纳，现在还没有决定。我从第一次遇到李公，就主张只用我的草稿做根底，要他自己订正重写，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是一种学术上的著作，其写法仍有个人风格。他的英文长达四五行一句，却又念来流利，也是没有人可以效尤的。只是李约瑟收集了此书的材料卷五、卷六部分，越来越多，原来一卷是一本书，现在有的一卷四本，一卷六本，还仍在继续膨胀，连他自己也说，“有几何级数的姿态”。最近甚至书数倒出，节三十三出版于节三十二之前，他又说“这是道家的自然而然”。
我和李公有约，则是我也可以利用这草稿，作我个人出版和演讲之用，但是总要申明其原底稿出自《中国科学技术史》。事实上我和他在1972年开始每周星期六下午在剑河旁边散步，至今已十三年，也很难说哪些意见是他的主意，哪些由我参入。所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把我们这段奋斗一并写下，才容易让读者看出这问题的复杂。并且在评介之间，也可以说明我们自己达到未定稿的思想层次。也算是在贡献一个不同意见之前，对我们自己的立场有了一段交代。但是未定稿仍是未定稿。我这篇文章虽用1978年的资料作底，也加入了一些新意见，所以仍是文责自负。这样我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洋洋大观撑腰，却不受其作者的拘束。但是一个明眼的读者，在叹赏李约瑟博士慷慨之余，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个突破环境首先著书的识见度量，和兹后搜集资料，解决技术问题的工作，迥然不同。只是我既做后者的工作，现在又因时间上的需要，为这篇评介的文章，就在已经复杂的场面中添入更多的复杂了。
提到资本主义形成的作家，虽说意见分歧，却有一点共通的看法。从马克思到桑巴特，从皮永恩(Henri Pirenne)到布罗代尔，都承认它归根溯源始于14世纪前后的意大利。其间的原因很多，如罗马法受了早期商业的影响，不受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束缚就是。但是事实上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教皇与西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上好多城市，在此两方顾盼不及之间获得自由。其间取得一马当先的地位者则是威尼斯。
这城市处在亚德里亚海的末端，构成西欧大陆和东罗马帝国间的一个枢纽。又因为它在一个“海沼”(lagoon)之中，和大陆有两英里半浅水之隔，所以受大陆的影响小。简略地说来，威尼斯的人口从14世纪以来至现代，长期的稳定，总在十万内外。虽然黑死病使这数目急剧的减少，却又能有计划地招募移民抵补，后来纵有现代生活的条件，也不像别的地方一样，会成直线式的上升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more，1973)，pp20-21.。
威尼斯的贵族，有些能追溯族谱，算是大陆上的大地主。但是在13 世纪之后，都是岛上的巨商大阀，沿成例操纵城中政治。并且他们又常与平民结婚，子孙的社会地位，由父系决定，这样造成了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有时平民也能因军功提升为贵族，譬如1381年在打败热内亚之后，一次就有三十个平民因各种勋绩成为贵族，内中也包括小商人和工匠。此外威尼斯政府，又特别提出一项公款，去津贴没有经常收入的贵族Lane，pp252-253；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New York，1982),pp257-258;Jacob 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taly，Middlemare译自德文(New York，1958)，VolI，。所以威尼斯的贵族，通常在一百家至两百家之间，虽然有时也分派系，发生冲突，大致上仍是一个很稳定的集团。
迄至15世纪，威尼斯没有农业的基础，它的粮食来自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甚至远至小亚细亚和黑海之滨。它宁愿做粮食的转运商，无意自己经营农业，所以后来虽占领在大陆的领土，却不受大陆农业社会的影响。通常在大陆用兵以雇佣的军队(condottieri)为之，占领下的城市，也让他们自组公社式的政府。但是海外殖民地与商业攸关，则全力经营，不遗余力，也不让本地人预闻。克里特(Crete)岛为威尼斯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战利品”之一。威尼斯人在这里经营了几个世纪，他们也经常与本地人冲突。
欧洲从中世纪转变到近代的时候，一个妨碍商业发展的因素，则是天主教会对“高利贷”(usury) 作极广泛的解释，12世纪之后，连一般信徒也受限制。但是威尼斯的商业习惯，早已奠基于此时之前，所以对这些禁忌，置之不顾。名义上教会仍受教皇约束，但是威尼斯的天主教堂则依据传统屏声息气于本地政府羽翼之下，各市区的神父尚是由居民推举。教皇曾数次与这自由城市冲突，也曾将全市“开除教籍” (excommunication)不止一次，但是始终无法改变这城市的独立作风。
威城的主要工业限于造船业、食盐的煎晒和玻璃工业。本地的纺织业曾一度出头。但是因城中缺乏不含盐分的清水，制造不便。15世纪以前出口的织品，多为米兰(Milan)及路卡(Lycca)所制，而非土产 MMPostan and EERich,，，(Cambridge，1952)，p351，393。
这城市里的各种手工业，可以组织工会，但是海员却不许有这样的组织。而且海军的兵员征集于全市的市民。征兵的方法，预先将壮年的男子组成十二人的集团，并且早已编排了被征召的次序，有需要的时候就按次序地应召入伍。威尼斯最强盛时，经常维持了一部有力的海军，其舰只之galley，在中国俗称“蜈蚣船”，因为每船有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为划桨手，两舷桨数之多，有如多肢的爬虫，取它的行动迅速，而且作战时这些人员也投入战斗。我们一般从电影小说得到的印象，则是划桨手都是奴隶及囚徒，但是在威尼斯，这种办法开始于16世纪中叶，其时这自由城市，业已中衰。在它最强盛时，所有的水手，都是自由公民。我们要如此不厌其详地讲到这些细节，目的是要强调这自由城市举国皆兵的形态。而且威尼斯最重要的商业又是国营，商船又经常组成护航队，所以商业舰队与海军的关系，极为密切。
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形成时，如果先用欧洲大陆的资料作基础，则看到市民向封建君主要求自由，有由一个单元的社会嬗变到多元社会的趋势。但是从地中海内资料着手(事实上这也是资本主义发生的正确历史程序)，则可以从威尼斯的历史中，看到一个商业的组织，在一种特殊环境下独立自主地成长，而且它罢斥与它不相容的因素，用不着革命，也自成一个单元社会，凡事以商业为始终。
写威尼斯历史的人经常提出两点好像自相矛盾的特征。一方面是它的民主制度，如“统领”(doge)由选举而诞生，有选举权的四十一位贵族，自成一集团(electoral college)，执行此特权时用秘密投票(secret ballot)。又有参议院(senate)和众议院(general assembly)。而经常获得公意的办法，是幕后征集意见，有如caucus或利用streering committee。另一方面则是实施特务政治，密探的活动广泛，对谋反的立法严格。其实两点都可以用威尼斯单元的商业组织解释。威尼斯的民主，并不是以民主为目的。而是在商业眼光下，凡事都可以用数目字计算，所以只要集思广益征得与这城市商业共利害的人士参政，权力的分配又和财力的分配相似，则政局可望稳定。然则在扩充商业，掌握制海权，和动员作战间，不见得所有的决策都符合十万人的公意，所以政府对一般民众，不免疑忌，而最怕敌国煽惑。好在威尼斯最大的工业——造船业——始终受政府密切监视，其他工业如五金业、肥皂工业，员工分散可以通过工会管制。而且社会流动性不算，匠工寡妇，只要稍有积蓄，也可以用他们的本钱，以股份(colleganza)的方式投资于贸易，海员也可以附带经商。所以过于夸张威尼斯的民主，和当日情形不能相符；过于强调它的特务政治，也与事实相违。
有一位现代作家称历史上的威尼斯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和“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即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它的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票所有人”Edward PCheyney，The Dawn of Modern Era(New York，1936)，p11。虽然比喻得过分，却可以让读者立即窥见到这组织后面的真性格。这种性格也可以代表初期资本主义的精神。
威尼斯的做法，不是其他意大利自由城市可以仿效的。以佛罗伦萨(Florence)为例：“它的经济基础，在许多方面较威城占先。它在一千三百年之前，就成为一个纺织工业的制造中心。它的银行业，也很发达。在1422年，这城中的新市场就有七十二家货币交换的商店。它的银行家也在欧洲各国家内为皇室贵族和各地主教做财政的经纪人。一部业务，即是将教会的收入汇划与教皇。但是佛罗伦萨为陆地所包围，因地主则牵涉到农业社会的因素，因制造业就牵涉到很多工业社会的因素，所以起先就有制造商与当地贵族的冲突，在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之时也不能采取中立。”兹后佛罗伦萨被投入“政治的试验管”，曾经体会到“贵族掌政、暴权政治、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有限制与无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专政、萨沃那洛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终至于美第奇(Medici)的独裁”Cheyney,p42；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Renaissance Italy,，102；Oliver CCox，The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London，1969)，pp143-144；Leonardo Olschki，The Genius of Italy(Oxford,1949)，。
在这情形之下，没有人能说佛罗伦萨已进入某种“主义”的体制内，它既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也更有“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因素参见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 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New York,1979)，他的解释是指出佛罗伦萨各种复杂的政治思想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可见单是有商人和商业资本，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纵使生产关系超时代的发展，在14、15世纪之间，就有了资本家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对立，也不一定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时候，我们才更领会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互相印证，它\[本身\]即变成了国家”Braudel，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Patricia 译自法文(Baltimore，1977)，p69.。这中间有一个“全牛”(whole hog)的观念。
再回到威尼斯的历史上，我们更可看出，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不是由于构成国家的因素繁复，而是由于它的简单，所以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
欧洲从中世纪进展到现代的时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则是以前的“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逐渐嬗变而为“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在财政的组织上讲，朝代国家的世袭君主不须向全民交代，而是他们自己对国计的盈亏一身担当。因之他们常向商人借债，有时甚至将皇家珍宝作抵押。要是可能，他们即独断地向臣下勒索，或者赖债不还。这些情形都不能在法律上稳定私有财产权，同时也是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障碍。现代的新式国家，则行公债。政府的盈亏，不必由君主个人负责。
威尼斯的政府在1160年向市内商人借得十五万银马克，开世界各国政府发行公债的先例。十一年后威尼斯银行成立，政府即承认该行得以公债的债权作发行信用票据的张本，较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同样的安排，要早五百多年Cox,The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p81；Charles AConant,A History of Modern Banks，4th ed(New York,1909)，；Norwich,op,cit.，8。两方面的情形都和上述布教授所说“capitalism triumphs only when it becomes identified with the state’when it is the state”的情形相符。在历史上讲，这就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形势。因为政府既成为了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则民法也可以商法作基础。举国如是，整个社会已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