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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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后两个月，我被派往巫山卷烟厂调试我们公司的电控设备，这个烟厂位于长江边上，我坐船沿着三峡逆流而上，带着两箱沉得要命的设备来到烟厂，住到了烟厂的招待所。
    招待所位于半山腰，烟厂却建在山顶，分给我的房间在六楼，没有电梯，因此我每天的日程便如此安排：早晨起来先去水房接一脸盆长江水，放在水房把沙子沉淀到盆底儿，然后回到宿舍边抽烟边看一天要干的活儿，把盆里的水倒一些在杯子里，刷牙，然后把盆里的水换到另一个盆里，洗脸，最后下楼，爬山到达烟厂招待所去吃烟厂为我准备的一顿早餐——一个馒头外加一碗牛奶。吃完之后走到烟厂车间，和管事的电工小头目商量一大的工作，然后和工人一起接线，工人接完线后作鸟兽散，我独自一人留下来对着图纸检查，查出错误还得改正，然后到食堂吃中午饭，饭后为了不再一次爬山，只得又回到烟厂，来到办公室编写程序，下午接着接线。若干天后，接线完毕，我开始在电控柜前调试程序，总之，每天如此。惟一让我高兴的是晚上，我一个人沿着山坡走到长江边，在那里看江水从容流过，然后再爬一会儿山，来到巫山县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小吃摊，吃四川小吃，有时吃砂锅，有时吃汤元，有时吃米粉肉，东一嘴西一嘴，一直吃到吃烦了为止，然后爬山回招待所看一会儿电视，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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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当时我每天挣35元的出差补助，最多花5元，于是连工资在内竟然攒下了近6000元，8月初，公司又派来一个技术员协助我一起工作，我和他一起快马加鞭，又调试了一个星期，整条制丝线基本调试完毕，到我走的时候，五百多台电机已经基本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运行，烟厂准备开始投料了。
    此时，我被本地的无聊生活彻底打垮，决定打道回府，把剩下的琐碎工作丢给派来的技术员，然后坐船离开巫山，回到北京。
    到北京没有一个星期，烟厂就出了事，由于巫山的变电站输出的电压偏低，烧了几台电机，同时也把我们公司的电控柜中的接触器烧坏了几个，由于备件不足，我又奉命去送备件，到烟厂后因为种种原因一时无法离开，如此反复折腾了一月有余，再回到北京已经9月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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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北京后，我每天上午到公司露一脸儿，然后就找个借口溜出来，东游西逛，要不就在公司的计算机前玩电子游戏，在巫山时烟厂里烟未儿乱飞，弄得我烟也不抽了，却养成了吃零食的坏习惯，兜里平时总装着点话梅之类的东西，有一天，我在西单因为往地上扔瓜籽皮被罚了十块钱，于是，戒了零食，恢复了抽烟，挺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朋友，形单影只，在家的时候，一遍遍看那些以前录的录像带，听歌，睡觉——以此来混过没完没了的时间。
    整个92年秋季，我每天只吃一顿饭，睡12个小时觉，不接任何电话，不跟任何以前的朋友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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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电视前换频道，门锁一响，进来一人，原来是宋明，她见到我，睁大了眼睛，狂叫一声，扑了过来。不等我说什么，她立刻打电话给陆然华杨，说我出差回来了，利用那伙人在路上的时间，我们上床瞎忙一气，陆然敲门的时候，我们刚好来得及把扔在地上的卫生纸塞进床头柜边的时装袋里。
    等到华杨和刘欣来了之后，我们下楼钻进陆然的福特车里，到工体附近的洗车酒吧去喝酒，喝得半醉之后，回到我那里飞华杨带的大麻，边飞边天南海北地聊天。
    深夜，华杨提议去看看天安门广场，我们一行人驾车来到那里，偌大一个广场空荡荡的，夜风一吹，叫人感到有些冷，一小队士兵在广场边上巡逻而过，走了半圈后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毛主席纪念堂前有两个哨兵，在我们一行人走过时用漠然的目光看着我们离去。我们走到广场中央，一字排开坐在地上，脸朝着长安街，看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天安门城楼在灯光中显出暗红的颜色，金水桥的白玉栏杆闪着白光。
    华杨讲了五个黄色笑话后，搜索枯肠，发觉我们之间再也无话可讲，陆然从始至终就像一个等待解放的奴隶一样等待大家散去的建议，好开着他那辆；日福特逃之夭夭，刘欣把话题引到了姑娘身上，见没人响应，于是就把所有的人视同陌路，我从始至终就没什么精神，基本上不怎么说话，所有的人都不搭理宋明，好像她召集的聚会是个错误一样。事实上，这次聚会确实是个错误——华杨和刘欣两人因为利益关系相互牵扯，他们有时彼此不合，但又无法脱离对方，所以在人前摆出一副相互讽刺的架式，陆然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他自己的表达世界里，对他们不感兴趣，我懒得在里面穿针引线，对一切可能形成谈话的话题毫不理睬，宋明显得十分可笑，她现在成了我们四个都反感的那种姑娘，她自己也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把带来的酒喝完后，宋明说她困了，于是，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分头散去。
    回家的路上，我第一次感到，我们对别人的好奇心消失了，我们也不愿向别人提及自己的苦闷，我们分头流落到自己的一角天地之中而羞于见人，我们对比较也失去了兴趣。
    也就是说，我们都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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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后，宋明到我这里把她的衣服拿走，还了我两万块钱，告诉我她在我出差期间认识了一个男的，如今准备结婚了，还说了些以后怎么着怎么着的话，从此一去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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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现在能用左手写字。"
    陆然一边左手拿笔在纸上刷刷刷地一连写了三行字，一边抬起头来冲我笑，然后把笔换到右手，又写了两行。
    "字体不一样，"他对我说，"瞧，就像两个人写的。"
    我点点头。
    此时，厨房的水壶哨声响起，陆然出去把壶提进来。泡了一壶茶，我们喝茶的同时，陆然把手中的香烟按灭。说："写书就是写好多好多的字，这些字构成一个复杂的符号体系，可以代表好多好多事情，总之，就像那些字一样，都是些无聊的事情，写书本身也是件无聊的事情。"
    言罢，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我坐在他对面，一张张翻弄着他收藏的那些CD，把那些没听过的放进音响中听一小段，然后再换其他的听。
    "我问你，现在手中有没有值得一干的事情？"
    "值得一干的事情都是难事，所以也是干不了的事情。"
    "什么意思？"
    "比如你，去挣一千万块钱来让我瞧瞧。"
    "说的也是。"
    陆然的屋子中央铺着一块地毯，上面是复杂繁乱的树叶之类的图案，我注意到地毯边缘有些花纹被不知什么东西弄掉了。
    "谁干的？"
    "老X。"
    "她来过？"
    "后来又走了。"
    "怎么回事？"
    "没有所谓的怎么回事，有一天，我在国贸迪厅碰到她，她就跟我回来了，我们就在这条毯子上胡搞，事后我看见她拿着我的电动剃须刀在这儿把一片据她说不喜欢的叶子给剃掉了。"
    "怎么听着那么不正常？"
    "是不正常，因为所有叶子都差不多。"
    "后来呢？"
    "第二天我把她送到单位去上班。"
    "她在哪儿？"
    "在一个广告公司。"
    "后来呢？"
    "再没有音信了。"
    "我又往她们公司打电话，说她已经辞职走了。"
    "真是个怪人。"
    我和陆然吃了一口袋开心果，剥开的壳儿扔得满茶几都是。陆然从书柜里拿出一本相册，里面是很久以前我们刚认识时照的相片，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恍如隔世的一群人，有陆然、华杨。刘欣，辛小野，老X，还有阿莱，还有好多好多其他人，照片上的人大都笑着，也不知当时是什么原因让大家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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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年到来之前我去买了一件皮夹克，准备穿着它迎接新年。刘欣和华杨去外地演出，据说可以弄到一笔可观的收入。陆然去了西藏，据说要在那里思考一些问题，他把车留给了我。至此，偌大的一个北京市竟找不到一个可以一聊的伙伴，叫我感到十分没劲，干脆哪儿也不去，躺在床上看新年晚会。
    大约10点多钟，电话响了，我去接，问了几声那边没人回答，我以为是对方电话坏了，就挂上了，离开电话机，重又倒回床上，刚躺下没半分钟，电话铃又响了，我懒得去接，直到铃声响到第三遍，才从床上一跃而起，接了电话，话筒里有十秒钟没声音，我正要挂掉的当口，忽然，一个熟悉的嗓音传来，是阿莱。
    "新年好。"
    "新年好。"
    我这么回答她。
    "新年好。"
    她又说了一遍。
    "你在哪儿？"我问她。
    "在——"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就像下决心似的告诉我，"在家。"
    "干什么呢？"
    "看电视。"
    谈话陷入困境，我几次试图说点什么，可是无济于事，头脑中空空如也，那边却没有放下话机。
    "想不想去——"说到这儿，我有点犹豫，话筒里传来新年晚会一个歌星的歌声，"去外面兜兜风？"
    电话里出现一阵沉默，接着是阿莱惯有的声调，"行。"
    "我去接你？"
    "不用了，你还住在老地方吗？"
    "对。"
    "你那里人多吗？"
    "没人。"
    "我去找你。"
    "我等你。"
    "那——就这样？"
    "就这样。"
    随后的几十分钟我是在不安中度过的，我坐在沙发上，想象着阿菜先跟她父母编一个谎话，然后穿衣服，穿鞋子，然后下楼，然后走过她们家楼前那段窄窄的沥青路，然后走到亚运村邮局，然后向两边看看，过马路，然后站在路边打车，过年的车很不好打，她站在那里左顾右盼，终于一辆出租车出现了，她伸出手，胳膊在空中上下划着，出租车停住，她钻进去，一直向南开，离我这里越来越近，过了安苑北里，过了小关，过了安贞里商场，过了安贞桥，过了北京五金工具厂、甘水桥、蒋宅口、地坛，又绕着安定门桥转一圈掉头，然后一直到我的楼下，这时我忽然发现自己胡子也没刮，穿的毛衣也不合适，连忙起来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匆匆收拾一下屋子，洗了洗脸，刮了胡子，又把方糖和咖啡找出来，一切就绪之后，我坐回沙发，心咚咚地跳，随后，我紧张不安地跑到楼道里，看看电梯是否在运行，又返回屋里，烧了一壶水，然后站在屋子正中看电视，我站在那里，对晚会节目视而不见，心里再一次计算阿菜从她们家来这里的时间，这时厨房的水开了，哨音刺耳地响起，我到厨房关掉火，忽然。外面传来敲门声，我犹豫了片刻，答应了一声"来啦"，跑去开门，门口出现的正是一点没变的阿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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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莱是笑着走进来的，她的头发又长长了，穿了件长到脚踝的皮大衣，系了一条有着咖啡色暗花底的大围巾，背着一个皮包，进来之后四下环顾良久，然后把包住她以前经常挂的衣钩上一挂，脱掉大衣，摘掉围巾，坐到沙发上，眼睛望向电视，我去厨房冲了两杯咖啡端过来，阿莱往自己的那一杯里扔进一块方糖，用一把小勺轻轻搅动。我坐在她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不知不觉把刚倒的一杯咖啡喝了进去，连糖也忘了加，咖啡的苦味半天才从舌头上泛出来。
    阿莱坐在沙发上，显得很平静，浅棕色羊绒毛衣伏贴地套在身上，脖子上是一条不粗不细的项链，下面的坠子埋在里面，看不见，裤于是深灰色呢子面料，中间有一条细细的若隐若现的裤线，头发在后面用一条绸子手绢扎住。她抬起头，我们的目光在半空里相遇，又各自低下，屋子里是单调的电视中播出的小品，我们俩各坐茶几一头，要说的话一大堆，却不知从何说起。
    我找到一盒烟，给了阿莱一支，自己点燃另一支，却忘记给阿莱点火，阿莱自己把我扔在茶几上的打火机拾起，把自己的一支烟点燃，伸手从旁边的书柜里拿出几盒CD，从中挑了一盒平克·弗罗依德的《墙》交给我，我下意识地接过来，放进CD卡座，按下按键，房间里立刻传出一片疯狂的音乐，我回过头来，阿莱用手势示意我把声音放得小一点，我愣了一下，明白了她的意思，拧小音量，又去厨房拿来咖啡壶，给自己又倒了一杯咖啡，拿起一块方糖，丢进杯子，一滴咖啡溅出来，正溅到阿莱的脸上，连忙伸手帮她擦，阿莱吃了一惊，随即用手去抹，我们的两只手碰到一起，我索性紧紧抓住她的手，起初，她的手收得很紧，后来软下来，我抓住她的手，把她脸上的水渍擦干，一瞬间，我们的目光再次相遇，我看着她，绕过茶几，走到她身边，途中碰了一下茶几角，把上面的东西震得跳了起来，杯子里的咖啡洒到了桌子上，但转眼我就走到阿莱旁边，她一下投进我的怀中，肩膀一缩，又成了我心爱而娇美的阿莱。
    接吻用了很长时间，我把阿莱抱上床时她小声说："我来的时候一猜就会这样。"
    随即是没完没了的做爱，做了一次又一次，阿莱在中间流出了眼泪，她表现得非常伤感，顺从。疯狂而不知疲倦。
    做爱中间，她还腾出一只脚来关了电视。
    平克的音乐放完，房子里静悄悄的，只有我和阿莱的喘息声。
    被子掉在地上。
    半天，我才感到了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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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阿莱靠在一起，她的腿搭在我的腿上，我们把被子一直拉到脖子上，只露出两个脑袋在外面，阿莱的眼珠一会儿斜向我，一会儿又转到一边，环视整个房间，我估计她在心里对比和以前的区别。
    "想什么呢？"我问她。
    "没想什么。"阿莱转过头来，把脸贴在我的脸上。
    "你的脸比我的热。"
    "那是因为你脸皮厚。"说罢，她笑了起来。
    "想喝点什么？"
    "别起来了，冷。"
    "现在怎么样？"
    "没什么怎么样，"她伸手迅速理了一下头发，长叹一声，"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我侧过身，再一次抱过她的身体，她的Rx房硬硬的，顶在我胸前，手从下面伸出来，摸我的脸。
    "你一直干些什么？"她问。
    "东干西干，老样子，你呢？"
    "我还在那家公司，过了春节，公司就派我去东北了。"
    "干什么？"
    "说来话长，挺烦人。"
    "说吧。"
    "我们公司投了一千多万在沈阳建了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我到那里去卖会员卡。"
    "怎么叫你去？"
    "要不说说来话长呢？简单地说就是我和公司的副总经理没处好，于是这个差事就落到我头上，我得先招十五个左右的销售，然后培训他们，同时还得打广告，每张卡卖二十万元，半年内我最少得卖出去三十张，总之要做的事情一大堆，都是些琐碎的事情。"
    "没准儿还得和东北人喝酒。"
    "喝过好几次了，有一次，喝得我吐了绿水。"
    "那么厉害？"
    "当然了。"
    "你不过是两瓶啤酒的量嘛。"
    "现在变成一瓶人头马的量了。"
    "非得去？"
    "也不是。"
    "那就别去。"
    "你别说了，我心里都乱了。"
    "怎么乱了？"
    "有些事情说不清。"
    阿莱突然叹了一口气。
    我抓住她的手，抓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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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呵莱开着陆然的福特车在二环上兜着圈子，新年夜，公路上冷冷清清，兜了一圈儿之后，打算找个吃东西的地方，于是下了东直门桥，驶上东直门大街，不料饭馆全都关了门。街上虽说有些灯火，但大多孤独暗淡，西北风吹得路边的树枝高低横斜，沥青路面不时被一阵寒风吹过，细小的尘土海浪一样追逐车轮而来，几片枯叶被吹得凌空飞起，扫过车顶，感觉甚是凄凉。
    我向阿莱讲了分手后我所经历的生活，阿莱坐在旁边，一声不响地听着，当然，关于性方面的事我是绝口不提的，一直讲到我现在的公司方才打住，这时，车已开到四环上，我沿着四环继续开，阿莱不管不问地坐在我旁边，当我什么都不说时她就轻轻哼起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目光茫然地投向车窗前面。我故意开车从她们家前面经过，她没有叫我停下，有时她用手玩自动车窗，玻璃一忽而升起一忽而落下，她间我要了一支烟，用点火器点着，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支烟吸到一半时，她间我抽不抽，我接过来，边抽边开车，等我抽完后，她突然没头没脑他说："我可能要结婚了。"
    我大吃一惊，追问下去，阿莱却不再言语。
    车经过一排排路灯，我偷眼观看阿莱的表情，她的脸上忽明忽暗，但有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阿莱脸上最多的东西是悲伤。
    那一夜是那么短暂，我加了一次油，带着阿莱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汽车就如同在冷风中漂泊的一只船一样，没有确定的方向，没有理由，没有结果，什么也没有。天蒙蒙亮时，我送阿莱回了家，阿莱下车前对我说："别给我打电话。"
    没等我回话，她嘭地关上车门，消失在灰暗的楼道里，我愣在车里，半晌才缓过味来，想要追她，已经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