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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之后，我失魂落魄地倒到床上，辗转睡去，中午即被恶梦惊醒，遍身冷汗。穿衣下床，茶几上阿莱昨夜剩下的半杯咖啡还放在那里，洒到茶几面上已经干了，枕头上留着几根阿莱的长头发，床单上做爱后的痕迹犹在，阿莱拿出来的平克·弗罗依德的CD仍在CD卡座中，一切就像大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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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走后的几天中我一直心情沉重，我找出以前和阿莱照的旧照片，从中仔细端详往日那个叫我怦然心动的面孔，照片中的她或笑或做出种种怪相，叫人不胜感慨，那些失去的美好岁月一一浮上心头，我把照片重新收好，用阿莱的话安慰自己——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我没给阿莱打电话，阿莱下决心做的事是很难挽回的，我不想再惹她厌烦，从93年元旦到10号，仅仅是阿莱这个名字也能叫我无限伤感，魂牵梦萦，摇摇欲坠。
我把电话移到枕边，电话铃声一响我便迅速接起，听听不是阿莱的声音便迅速挂断。
十天里，没有阿莱的音讯，10号的夜里，由于后悔和极度疲惫，我在切一块面包时失手将自己的手切了一个很深的口子，流了足有一茶杯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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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我上班时经理派我去巫山参加项目验收，我订了火车票，希望尽快动身，13号临走时又怕错过什么。于是也没跟公司打招呼就转回家，在家里给巫山的同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迟一个星期到，然后回到家里，每天白天睡觉，晚上到酒吧去喝个烂醉。有一天，怎么喝也无济干事，一直喝了十二个易拉罐，一瓶伏特加、一瓶红酒才达到目的，醒来发现自己躺到车里，吐得车后座到处都是。
一星期后，我又翻回火车站，在上火车的前一刻钟往阿莱她们公司打了一个电话，她们公司的职员告诉我：阿莱去马来西亚旅行结婚去了。
放下电话，我晃晃悠悠地上了火车，躺在卧铺上，差点失声痛哭，一直到换乘轮船，我都处于恍惚状态，到巫山前什么也没有吃，一到那里就大病一场。
病好后，我参加了验收前复杂繁琐的调试，除了睡觉，我只能工作工作，头脑不敢有丝毫空白，一旦工作间隙停下来，就会想到阿莱的音容笑貌，于是便悲从中来，不能自禁。
验收完毕，我和同事一同去张家界玩，在山里走了七天，心境方才稍有缓和，回到北京已是1月中旬。
回来不久，陆然从西藏归来，他的书没有丝毫进展，却因为在那里没有见过什么漂亮姑娘而思念起肉体生活，于是，我们两人在一起成天四处游荡，嗅蜜，有时一天晚上把北京所有的酒吧都串上一遍，我们只要见到长得有点姿色的姑娘就上去搭话，根本无所顾忌，很快就认识了好几个同我们一样无聊至极的姑娘，即使这样，我们仍去各种夜间活动场所转悠，想方设法弄到新的姑娘。
我因为夜里往往熬到很晚才睡，早晨起不来，天天迟到，对公司领导的批评充耳不闻，后来一连几天，我干脆连班也不上了。等我再去公司领工资时，得到通知，我被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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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走在中关村的街上，路过一个垃圾桶时，把兜儿里装的公司的名片统统扔了进去。我看看表，正是下午两点钟，我穿着一件肥大的羽绒服，沿着中关村往南走，一会儿就到了黄庄，我接着走，就这样，我一直走到紫竹院才停下来，寒风中，我的身上竟出了汗，我走累了，坐到马路沿儿上，从口袋里摸出临走时顺手从公司偷的一盒希尔顿牌香烟，细心地拆开包装，动作慢得像打开一个珠宝盒子，我轻手轻脚地抽出一支，费了半天劲儿才点着了火儿，抽了起来。
事情说不上是一团糟，而是结束了，这倒叫我感到轻松。
我的腿麻了，脸叫风吹得挺疼，我站起来，像个傻瓜一样茫然不知所措，忽然我意识到自己站起来的姿势非常可笑，慢悠悠，软绵绵的，我对自己有些失望，行人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神色麻木，而我就站在他们中间，一动不动，形同虚设。有一阵我感到难堪，随后，我感到了无边无际的寂寞和忧伤，我站在原地，孤立无援，充满厌倦。
大色阴沉沉的，斑驳的灰色云层压在天际，没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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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我告诉你，我需要你，不管你是否能够听见我的声音，也不管你是否还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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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明白，痛苦是一回事，而痛苦所带来的心灰意冷又是另一回事。以前我就注意到，日子过起来枯燥乏味。现在，我终于发现，没有任何欲望的日子比枯燥乏味还要讨厌十倍。
有一天，我从迪厅带回一个长得姿色全无的姑娘，上床前还没弄清楚她的名字，我们那时都已半醉，一进门我就抱起她扔到床上，她翻过身，冲我严肃地说："如果我反抗的话，你会强xx我吗？"
我说："如果你反抗的话，我还真懒得强xx你。"
在我当时的心境，恐怕事实上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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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总有个错觉，从我个人方面，我总觉得我和阿莱之间有一个看不见也并未说出的秘密契约：即一切争执都是暂时的，终归我们总会走到一起。阿莱结婚这件事触动了我，这时我才发现，所谓人的感情是一个多么不可靠的东西，个人意志又是多么的可笑。
于是，我心中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是非曲直发生了动摇，自信心也大受打击，由此，不免自暴自弃，在我抽大麻或看书时，更感到所谓人类的种种行为是多么不可理喻，其欲望是多么飘忽不定，其生存理由是多么没有依据，而其存在又是多么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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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的一天，我起床之后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的一副嘴脸实在让自己讨厌。于是刮干净胡须，洗了个澡，又到发廊剪了头发，回到家把窗帘、枕套，被套，堆积如山的脏衣服统统扔进洗衣机，又把桌子上的脏玻璃杯。茶杯、茶壶等放进水池，把抽屉里未抽完的一块大麻扔进垃圾桶，踏上之后溅起一股狼烟儿的地毯也被我从地上揭去，从阳台上扔到楼下，把几瓶未喝的酒收好，喝了一半的统统扔掉，洗了衣服，到商店又买了一块新地毯铺上，擦净玻璃，把乱七八糟的书，磁带、CD收拾好，码放整齐，连灯泡都被我拧下后擦净又重新拧上，又开窗通风，到楼下的稻香村副食品商店把冰箱里该买的一切都买齐，自己做了一顿可口饭菜，吃完后便在心中号称要重新做人，窗帘、床单，枕套晾干后落回原处，于是房间焕然一新，晚上读了一本英文小说，记下好几页单词。半夜，安然睡去。第二天一早6点钟便被闹钟叫醒，穿上一身运动服，上街跑步，跑完后走了一阵，在一个早点摊上吃了油条豆浆，精神百倍地回家攻读英语，如此接连两个星期，再照镜子，竟是一副健康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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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健康只是表面现象，内心深处，从阿菜结婚后，我便感到有某种东西彻底的失去了，这并不是指阿莱，而是关于我自己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说不清楚，无法表达，却明明白白在我身上有过，现在却踪迹皆无，也许，那就可以被模糊地称之为信念的东西吧，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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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的一个晚上，不出所料，我又接到阿莱的电话，此时我又找到一份工作，在一个代理公司销售进口体育器材，生意做得甚是顺手，接电话时我正和一个倒二手车的车贩子在讨价还价，阿莱的电话一来，还没问清缘由便迅速成交，车贩子把车钥匙往我桌上一扔便走了，临走说，可以让我试开一天，正好，我可以用它来接阿莱，我继续和阿莱通话，原来她在沈阳，金卡卖的相当不错，准备打道回北京渡一个星期假，事先打个电话过来。我问她婚姻生活是否顺心，她直言相告——不怎么样。
电话里她告诉我飞机的班次，约好在首都机场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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