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中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灿烂的文化，辽阔的河山，众多的人口。中国，中国，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
然而，中国仍在浑浑噩噩地沉睡着。
19世纪法国统帅拿破仑有句关于中国的命运的话倒是千真万确：中国是东方的睡狮，一旦苏醒过来，它将是无可匹敌的！
当20世纪的曙光照耀在东方睡狮身上，漫漫长夜终于渐渐过去。
这时，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及其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此人名叫马克思，也被译为“马客士”、“马客偲”以至“麦喀士”。
最早用中文介绍马克思的，是1899年2月（己亥正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所载《大同学》第一章[1]：
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
虽然此处把马克思误为英国人，但毕竟第一次把马克思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紧接着，1899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则称“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一回，把马克思的国籍说对了，而“主于资本者”是指致力于“资本”的研究。
到了1902年，广有影响的《新民丛报》也介绍了马克思。《新民丛报》的主笔，乃是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的赫赫有名的清末举人梁启超。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提及：“麦喀士，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这样，长着络腮大胡子的马克思，开始为中国人所知——其实，早在马克思1883年逝世前，他已是欧洲名震各国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
过了四年——190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名篇《共产党宣言》被用方块汉字印了出来（尽管只是摘译，不是全文）。那是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内中摘译《共产党宣言》的几个片段。这样，“共产党”这一崭新的名词，也就传入中国了。
共产党——“Communist Party”，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写作《共产党宣言》时第一次使用的新名词。当时，他们在英国伦敦把“正义者同盟”改组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这个纲领最初叫《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在起草过程中改为《共产党宣言》——尽管此时建立的组织仍叫“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后来遭到严重破坏，于1852年11月宣告解散。
此后欧洲、美洲各国成立的工人政党，大都以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命名，不叫共产党。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所创建的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后来，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蜕化，背叛了无产阶级。经列宁提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区别于那些已经蜕变的社会民主党。俄国共产党成了第一个用“共产党”命名的无产阶级政党。
受列宁影响，各国纷纷建立共产党（也有个别仍叫社会民主党的）。正因为这样，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叫做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
把英文“Commune”译成“公社”、“工团”，因此“Communist Party”似乎怎么也不会译成“共产党”。
康有为
梁启超不过，朱执信是从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转译的。在日文中，“Communist Party”译为“共产党”。这样，也就移到中文里来了。当时的《民报》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日本东京出版，因此采用日译名词“共产党”也就很自然了。
1912年，《新世界》也发表了节译的《共产党宣言》。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有人振臂高呼，要建立“中国共产党”！
迄今，仍可以从1912年3月31日上海同盟会“激烈派”主办的《民权报》上，查到这么一则启事：
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就详细地予以报道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了中国以深刻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征集同志：本党方在组织，海内外同志有愿赐教及签名者，请通函南京文德桥阅报社为叩，此布。
这则启事是谁登的，是谁在呼吁组织“中国共产党”，不得而知。
不管怎么说，这可算是呼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声。
当然，政党毕竟是时代的产儿。在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年月，还不是建立共产党的时候。
在这里，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倒是颇为妥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三天之后——11月10日，上海由叶楚怆、邵力子主编的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当即登出醒目大字新闻标题：《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报道称，“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主谋者为里林氏”。
“里林”何人？哦，“Lenin”，列宁！
《时报》、《申报》、《晨钟报》也作了报道。11月11日，《民国日报》刊登《俄国大政变之情形》，详细报道十月革命的经过。
于是，“里林”、“里宁”、“李宁”（均为列宁）成为中国报刊上的新闻人物。《劳动》杂志还刊载《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
身为《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辑的邵力子，在1918年元旦发表社论指出：“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变，不胜其希望也。”
这位邵力子，乃消末举人。人们往往只记得他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其实，他早年激进，不仅是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会员，而且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为“里林”的胜利发出最热烈的欢呼声。
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惊了上海，也震动了古都北京。一位身材魁梧、留着浓密八字胡的北京大学教师，那观察问题的目光要比邵力子锐利、深邃得多。他以为，俄国的胜利，靠的是“马尔格斯学说”。
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着手研究“马尔格斯学说”。好多位教授与他共同探讨“马尔格斯学说”的真谛。
北京的警察局正在那里起劲地“防止过激主义传播”。听说北京大学有人研究“马尔格斯学说”，嗅觉异常灵敏的密探也就跟踪而至。
“不许传播过激主义！”密探瞪圆双目，对那位八字胡先生发出了声色俱厉的警告。
“先生，请问你知道什么是‘马尔格斯学说’吗？”那位图书馆主任用一口标准的京腔，冷冷地问道。
密探瞠目以对，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只得强词夺理道：“管他什么‘马尔格斯学说’，反正不是好东西！”
“先生之言错矣！马尔格斯是世界上鼎鼎大名的人口学者。‘马尔格斯学说’，是研究人口论，与政治无关，与‘过激主义’无关！”图书馆主任如此这般解释道。
这时，另几位教授也大谈起“马尔格斯人口论”是怎么回事。
李大钊密探弄不清楚什么“马尔格斯”、“马尔萨斯”，只得悻悻而去。
那位八字胡先生，姓李，名大钊，字守堂，乃中国第一个举起传播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那时，他在文章中称马克思为“马客士”，但是，在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却称“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为的是令人误以为“马尔萨斯学说研究会”，避开警方的注意。
李大钊非等闲之辈。他是河北乐亭县人氏，曾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六年，又东渡扶桑，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深造三年，既懂日文，又懂英文。在日本，他研读过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许多著作，从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外人以为他大约是位精熟图书管理的人物，其实，他一连九年学习法政，他的专长是政治学。也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迅即着手深入研究“马尔格斯学说”——他的理解要比别人深刻得多！他广泛阅读日文版、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成为中国最早、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日子里——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李大钊登上讲坛，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紧接着，他又奋笔写下了《Bolshevism的胜利》（亦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5号同时推出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Blshevism的胜利》两文，对苏联十月革命进行了深刻的评价：
李大钊发表重要文章《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发表文章《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称颂俄国十月革命 20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起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地下。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愻（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
这里提及的威尔逊，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列卜涅西”即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之一；“马客士”亦即马克思。
李大钊力透纸背的这番宏论，表明东方睡狮正在被十月革命的炮声所震醒。中国人已经在开始研究“马客士”和“里林”了！
[1]最近又有人考证，说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中译本，译者胡贻谷。但迄今未找到1898年原版本。[2]《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