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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一枝独秀”

陈独秀

李大钊的论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新青年》,是沉寂的中国的声声鼙鼓,是低回乌云下的一面艳丽红旗。《新青年》在千千万万读者之中,撒下革命的种子。它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当时也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之一。

1936年,当那位勇敢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闯进延安,抓住夜晚的空隙访问毛泽东。“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纸烟”,曾如此回忆道: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

就连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位柯庆施,当时自称“在这社会上,已经鬼混十八九年”,也曾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写了一封信:

独秀先生:

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的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为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他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2]

那位高擎《新青年》大旗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并驾齐驱,人称“北李南陈”。当时青年中流传这样的小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陈独秀年长李大钊十岁。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安庆曾是安徽省省会。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常用的笔名为实庵。独秀原本也是他的笔名。

安庆有独秀山。据传,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坐船沿长江驶过安庆,问左右道:“先有陈独秀,才有独秀山,还是先有独秀山,才有陈独秀?”左右一时竟答不上来。

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独秀山之名由来已久。此山在安庆城西南六十里,山并不险峻,只是平地而起,一枝独秀,故名“独秀山”。出生在那里的陈庆同,最初曾以“独秀山民”为笔名,首次用于1914年11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3],意即“独秀山之民”。不过,“独秀山民”毕竟显得啰嗦,一望而知是笔名。

他舍去“山民”两字,用“独秀”为笔名。这“独秀”用多了,有时加上姓,就演变成“陈独秀”。当然,这么一来,不知内情者,以为他颇为自命不凡——自诩“一枝独秀”。其实,他借“独秀”之名表示对故乡的怀念。后来,以“陈独秀”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多,以至世人把他的笔名当作姓名,而他的本名却鲜为人知了。

陈独秀亦非等闲之辈,他曾四次去日本求学:

第一次,1901年,他二十二岁,先在东京专门学校进修日语,然后在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学习半年后回国。

第二次,1902年,他二十三岁,再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回国。

第三次,1906年,他二十七岁,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然后转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一年后回国。

第四次,1914年,他三十五岁,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习法语。一年半后回国。

当年的日本,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等等,在那里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办报纸,出书刊。学得日语、英语、法语的他,在日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他的思想日渐激进。

来来往往于安庆一上海一已本,陈独秀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官的密谋,办过《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光复会”、“岳王会”、“欧事研究会”等等。他是一位非常活跃的革命分子。

坐落在上海渔阳里的这座石库门房子,曾经是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

在辛亥革命中,陈独秀有过一番轰动。安徽省于1911年11月11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孙毓筠新任安徽都督,特聘陈独秀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从杭州返回故乡安庆,权重一时。不久,陈的密友柏文蔚任安徽都督,仍任命陈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经常不在安庆,都督府实际上常由陈独秀主持。安徽人当时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

好景不长。袁世凯得势,安徽易帜。1913年8月27日,袁世凯任命的安徽新都督倪嗣冲占领安庆,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抄了陈独秀的家。陈独秀逃往上海。不久,只得亡命日本——第四次赴日。

在日本,陈独秀“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这位曾在安徽叱咤风云的都督府秘书长,一下子从青云之上跌落到不名一文。

经过这般大起大伏,他冷静思索,悟明要从思想上影响民众,尤其是启蒙青年,才能推进中国革命。

1915年夏,当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落脚上海时,便着手筹办《青年杂志》。

陈独秀的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写及《青年杂志》的创办经过:

据我大叔(引者注:即汪孟邹)回忆,民国四年(1915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引者注:指亚东图书馆。当时的亚东图书馆是出版社兼书店)。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竞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4]

袁世凯《青年杂志》

陈独秀独挑重担,《青年杂志》在1915年9月15日出版了创刊号。

陈独秀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向青年们提出六点见解:

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以为科学与人权(民主)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这样,《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

《青年杂志》旗帜鲜明,思想活跃,文锋犀利,切中时弊,很快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

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述:

我还记得,我的大叔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了。

《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后名声更加响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

《新青年》“一枝独秀”,使陈独秀声名鹊起。

《新青年》杂志[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25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2]《柯庆施致陈独秀》(1920年),《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291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3]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传》(上),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本书作者在写作中,曾得到任建树先生的帮助。[4]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32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