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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游艺场窜出黑影

“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了新闻中心。

5月9日,从北京大学爆出一条轰传一时的新闻:校长蔡元培留下一纸辞职启事,不知去向!

蔡元培突然出走,事出有因:“北京学生一万五千人所为之事,乃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于蔡校长之一身。”

盛传,北洋政府“以三百万金购人刺蔡”。

为了蔡元培的安全,众友人力劝他火速离京,暂避风头。于是,5月9日拂晓,蔡元培秘密登上南下火车,悄然前往浙江,隐居于杭州。

一个多月后——6月11日,又从北大爆出一条新闻,掀起一番新的波澜。

暮霭降临北京城。闹市之中,前门外珠市口西,门口悬着“浣花春”字号的川菜馆里,一张八仙桌,五位客人正在聚餐。没有高声猜拳,只是低声悄语。操一口皖腔、穿一身西服的是陈独秀。不知什么原因,那件西服显得鼓鼓囊囊。另四位分别是《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北京大学理科教授王星拱、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会事邓初,他们或者衣襟鼓起,或者带着一只手提包。

饭足,天色已一片浓黛。王星拱、程演生朝另三位点点头,先走了。他俩前往城南游艺园。

事先约定,李大钊在那儿等他们。

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一起出门,朝“新世界”走去。“新世界”是模仿上海的“大世界”,由一位广东商人出资建造的游艺场,主楼四层,坐落在离“浣花春”不远的香厂路和万明路交叉口。“新世界”是个热闹的所在,唱小曲的,说相声的,演京戏的,放电影的,卖瓜子的,吃包子的,喝茶的,人声嘈杂,熙熙攘攘。

陈独秀怎么忽然有闲情逛“新世界”?只见他们三人进了大门,几条黑影也随着闪了进去。

进门之后,陈独秀、高一涵跟邓初散了开来。邓初钻进茶室,又走进戏园。陈独秀和高一涵各处看了看,见灯光明亮如昼,摇了摇头,朝楼上走去。

陈独秀这书生,头戴一顶白色草帽。他原本为了不让人认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顶白帽子给那几条黑影带来莫大方便。即使在人群簇拥之中,也很容易找到这顶白帽!

“走,到屋顶花园去瞧瞧!”高一涵熟悉那里,便带着陈独秀走上四楼楼顶。

楼顶那屋顶花园,是盛暑纳凉用的。这时还未到纳凉时节,空荡荡的,一片漆黑。他俩从屋顶花园边缘伸出头来一瞧,第四层的露台上黑压压一片人群,正在观看露天电影。

“这儿太好了!”陈独秀显得非常兴奋。他从怀里掏出那鼓鼓囊囊的东西,朝下一撒,顿时,像天女散花一般。

正在聚精会神凝视银慕的人们骚乱起来,仰起头惊讶地望着夜空中飘舞的白纸,你争我夺,秩序大乱。

陈独秀趁这机会,又甩了一大把纸片。

就在这时候,黑暗中蹿出一个人,朝陈独秀说道:“给我一张。”

陈独秀竟然随手给了他一张。

那人借着亮光一看标题:《北京市民宣言》。

猛地,那人尖嗓高喊:“是这个!就是这个!”

一下子,从暗处扑出几条黑影,一下子就把陈独秀扭住了。

原来,密探们盯住陈独秀已经多时!

高一涵一见情况不妙,蹿上天桥想逃。密探大喊:“还有一个!那边还有一个!”

高一涵在紧急之中,把怀里的传单一股脑儿从天桥撒下,“噔噔噔”跑过天桥,扔掉长衫、草帽,下了楼,钻进混乱的人群。这下子,把尾随抓捕的密探甩掉了。

高一涵跑到楼下一看,邓初正在台球场里发传单呢。

高一涵连忙过去告诉邓初:“独秀被捕了!”

“别开玩笑!”邓初还不相信。

就在这时,陈独秀被一群密探簇拥着,押下楼来。陈独秀一边走,一边高声大叫:“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陈独秀这般大嚷,为的是让高一涵、邓初知道,尽快逃避……

子夜,万籁俱寂。北京大学附近的箭杆胡同九号陈寓,响起了急促的擂门声。

“谁呀?”屋里传出女人的惊讶的问话。

“开门!”门外一声粗鲁的命令式的答话,表明事态严重。

那女人意识到发生意外,连忙披衣下床。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陈独秀奉父母之命,在十八岁时与年长他三岁的高晓岚结为夫妇。高晓岚乳名大众,文盲,小脚,与陈独秀的思想几乎相差一个世纪!婚后,生下三子,即延年、乔年、松年。后来,陈独秀爱上高晓岚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高君曼乃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喜爱文学,思想新潮,跟陈独秀志趣相投。1910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不顾陈、高家族的反对,在杭州同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沈君默结识了陈独秀。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把高君曼也接来,在箭杆胡同同住。

高君曼未及开门,大门已被撞开,闯进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士兵,屋里、屋外足有百人之众!

陈家亦即《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遭到了彻底的大搜查。《新青年》、陈独秀的信件,都落到了警察手中!

当夜在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李大钊找来了北京大学德文班学生罗章龙(1989年9月15日,笔者在北京访问了九十三岁高龄的罗章龙,请他回忆此事)等人,要他们以北京学生的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学生,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捅出去,动员舆论进行营救。

隔了一天——6月13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见诸于北京《晨报》。全国各大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也都披载。激起众怒,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

一时间,各地抗议电报纷至沓来,飞向北洋政府。

李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得痛快淋漓:

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

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

要求快恢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1]

作者在北京拜访罗章龙。时值盛暑,他正住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里。他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记忆清晰

那位已经回到湖南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赞誉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许世英时,也很尖锐地提到了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孙中山坚决要求徐世昌释放陈独秀。

许世英这位“内务总长”不敢怠慢,赶紧给徐世昌发去电报,转告了孙中山的意见。

京师警察厅慑于重重舆论压力,在陈独秀被关押了九十八天之后,终于在1919年9月16日,由安徽同乡作保,释放了他。

“北李”为“南陈”获释,热烈欢呼,欣然命笔,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诗:

19l8年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的《每周评论》觉悟社在1920年1月出版的《觉悟》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时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的“只眼”[2]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3]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在陈独秀出狱之后,中断了快四个月的《新青年》杂志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就在陈独秀出狱的那天——9月16日,天津的十余位男青年和十余位女青年组织了一个崭新的团体,取名“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的领导人,是一位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名叫周恩来。《觉悟的宣言》便是他写的。

应周恩来之邀,李大钊在9月21日来到天津觉悟社演讲。紧接着,《新青年》编辑部的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应周恩来和觉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说……

[1]《民国日报》,1916年6月24日。[2]“只眼”是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所用的笔名,取意于南宋杨万里的诗:“近来别具一只眼,欲蹈唐人最上关。”[3]指《每周评论》,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1918年12月22日创刊。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1919年8月30日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