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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几个月后,李大钊又一次去天津。不过,这一回全然不同,没有公开露过一次面,行踪绝密。

那是1920年2月中旬,年关逼近,家家户户门前贴起了“迎春接福”、“万象更新”之类的红色横幅。离正月初一——公历2月20日,眼看着只剩几天了。

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三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

另一位坐在车篷之内,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约莫四十多岁。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

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

风声甚紧,警察在追捕陈独秀……

事情是前些天报上关于陈独秀的报道引起的: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

京师警察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

于是,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这儿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实,陈独秀早在1月下旬,便已经离开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广东军政府委托汪精卫、章士钊等办的西南大学,邀请陈独秀来沪商量有关事宜。陈独秀抵沪后,又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

如胡适所言:“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作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陈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1]

于是,陈独秀2月2日离沪,乘“大通轮”于2月4日抵达汉口。8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校长谈笑风生。那几位校长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汉任教。

火车迎着朔风,喷洒着黑烟,朝北京进发。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李大钊手持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焦急万分。因为早有学生报讯,陈寓门口有警察站岗,正张网捕陈。

李大钊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商议对策,如此如此……

北京西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陈先生!”

那位学生递上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门口“恭候”。

陈独秀只得随着那位学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李大钊和高一涵已在里面等他了。

“仲甫,你要赶紧离开北京,避一避风头。”李大钊说道,“你如果再落到警蔡手里,就很难出来了。”

“那就到上海去吧。”陈独秀说,“汪孟邹在上海,我到他那里住一阵子。”

“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钊说,“我想办法护送你出京。”

翌日,一辆骡车来到了王家门口,那位“账房先生”已经跨在车把上。陈独秀向王星拱家的厨师借了那件油光发亮的背心,又借了顶毡帽,躲进那骡车。

骡车虽慢,但走的是小道,躲过了警察的眼睛。

“嘚,嘚”,蹄声清脆。小小骡车,载着“两大星辰”——“北李南陈”,载着《新青年》的两员主帅。

在僻静的野外,“账房先生”转进车内,跟戴毡帽的那一位压低了声音,细细地商讨着。

骡车向南到达廊坊,再朝东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几天。“北李”和“南陈”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如此专心致志地交谈。

“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在这辆不断摇晃着的骡车上,“北李”、“南陈”商议着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2]

“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对陈独秀说的这句话。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轻声细语,他俩探讨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研究着党纲应该怎么写,包括些什么内容。

如此一路共商,时光飞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

“账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车把,车里的那位又把毡帽压得低低的。

进入天津城,他俩没有朝火车站走去——因为那些警察很可能会在火车站“恭候”。

“仲甫,脱掉你油腻的背心,摆出你教授的派头来。我送你上外国轮船!”李大钊想出好主意。

陈独秀脱下背心,托李大钊“物归原主”。在码头,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

陈独秀踏上了挂着“洋旗”的船,一口英语,俨然一位“高等华人”。

当陈独秀来到上海,已是阴历除夕——2月19日。上海街头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的麻将声,陈独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在码头送别陈独秀之后,李大钊的心中也放下一块大石头。

李大钊没有马上回北京。他不时回头望望,看看有无“尾巴”。

他朝“特别一区”走去。“特别一区”是天津的俄国旧租界。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废除了原先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租界。不过“特别一区”仍成为俄国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李大钊和天津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人秘密来到“特别一区”一幢小洋楼里。在那儿,李大钊与俄共(布)友人进行了会谈。

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谁呢?后来章志所写的回忆文章《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中没有提及姓名,也就不得而知。

不过,极有可能是后来成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远东人民处处长的伯特曼。1957年在伊尔库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书,提及伯特曼曾在1919年夏天在天津会见过李大钊,并称李大钊是“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伯特曼所说的会见李大钊是“1919年夏天”。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么究竟是谁?尚不得而知。

不知怎么会走漏了风声——大约是“特别一区”那里早已在密探监视范围之中,李大钊的来访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天津《益世报》就捅出了消息:《党人开会,图谋不轨》!

李大钊见报,马上通知那天同去会晤的天津友人预防不测。他于当天匆匆赶回了北京。

陈、李天津之行,把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胡适的自传》,19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2]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国民日报》,1927年5月24日、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