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4月初，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不远处一幢外国公寓里，来了五位新客人。客人们一律持“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护照。三男两女，其中一位男子一望而知是中国人，却能操一口流畅的俄语。
据云，五位客人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他们都带有《生活报》记者证。此次中国之行，为的是筹建一家通讯社，名曰“华俄通讯社”。这家通讯社将把中国的消息译成俄文，发往俄国；同时把俄国的新闻译成中文，供给中国各报刊，以促进中俄两国的信息交流。在当时中俄两国消息相互闭塞的情况下，《生活报》的记者们筹建这样的一个通讯社，倒是确实需要的。当别的外国客人问起这五位俄国记者时，他们总是如此叙述自己来华的使命。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在这个代表团抵达北京不久，又有两位从不同途径赶来的俄国人悄然到达北京，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其中的一位是俄国妇女，也来自海参崴。不过，她的外貌跟正宗的俄罗斯女人不同。她是贝加尔湖沿岸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她会讲俄语，也会讲蒙古语。她叫萨赫扬诺娃，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三个月前，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函，表示准备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便是她。
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男子，蓄着大胡子，这位俄国人会讲一口纯正的法语——他本是俄国工人，后来侨居法国。他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记者，从哈尔滨奉命赶来。他叫斯托扬诺维奇，又名米诺尔，俄共（布）党员。
萨赫扬诺娃和斯托扬诺维奇前来北京，都是为了配合那个《生活报》记者代表团执行特殊的使命。
最先开始“采访”的，是那位中国人——杨明斋。比起他的俄国同志来，他在北京活动要方便得多。虽然他的衣袋里放着苏俄护照，但是他一走出外国公寓，便融入了街头那黄皮肤、黑眼珠的人群之中。
对于杨明斋来说，这儿虽然是他的祖国，不过新来乍到，仍有人地生疏之感。毕竟他十九岁便离乡背井“闯俄罗斯”去了，在俄国度过了十九个春秋。他这次是头一回来北京。
杨明斋首先“采访”的是号称“中国通”的波列伏依。他来到离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北京大学，跟这位在那里任教的俄语教授用俄语交谈着——虽说他们也可以用汉语交谈，但是那时北京城里懂俄语的毕竟不多，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鲍立维”，又叫“柏烈伟”。在海参崴长大的他，常跟那儿的中国人打交道，会讲汉语，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国的《诗经》来，成了一位汉学家。1918年下半年，他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住在“特别一区”。台湾王健民先生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称他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那是不准确的。他不是俄共（布）党员，而是白俄，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第散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不过，他倾向革命，与俄共（布）的许多朋友有着友谊和联系。他来到天津之后，确实跟北京、上海、天津的许多进步文化人进行联络。他既会讲俄语，又会讲汉语，成了沟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国进步文化人士之间的桥梁。
鲍立维对《新青年》杂志非常注意，每期必读。理所当然，他注意起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跟李大钊谈得非常投机。他送给李大钊一些来自莫斯科的关于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使李大钊十分高兴。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英文本，便是其中的一本。于是，李大钊介绍鲍立维到北京大学担任俄语教员，并编纂《俄华辞典》。
杨明斋拜访了鲍立维，说是苏俄《生活报》记者维经斯基希望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鲍立维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说：“李大钊！”又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说：“陈独秀！”
鲍立维向杨明斋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新青年》，说起了去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说起了“北李南陈”……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使杨明斋心中有了底。因为他和维经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1]
杨明斋又去拜访北京大学另一位俄籍教员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此人也是一位“中国通”。他的中文名字叫“伊凤阁”，又叫“伊文”。他也是汉学家，精通中文，而且比鲍立维来华更早。伊凤阁所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大致跟鲍立维差不多，他同样提到了“北李南陈”。
维经斯基决定访问“北李南陈”。陈独秀已经出走上海，他就请鲍立维、伊凤阁介绍，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访问李大钊。
这是俄共（布）使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李大钊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三十一岁的李大钊比维经斯基大四岁。
当时在场的李大钊的二十四岁的学生罗章龙，如今这样回忆往事：
上海的中共“二大”会址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当时写下了不少水平很高、语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数他的最多，他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时，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维经斯基到北大会见李大钊是很自然的事。
维经斯基访问李大钊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些准备工作。首先维经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经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我们同维经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的十天》（引者注：即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长篇报告文学）等。后者是美国记者介绍是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维经斯基在会上还详细地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业、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苏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制度，列宁提出的电气化的宏伟规划等。他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这就使我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
维经斯基这个人工作很细致。他来了之后，除了开座谈会，介绍苏俄情况，了解中国情况之外，还找人个别谈话。通过个别谈话，可以了解座谈会上不易得到的情况。他是一个有知识，有工作经验的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回答得恰如其分。他的英文、德文很好，能用英语直接与同学谈话。他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问题颇有研究。关于五四运动，他问得很详细；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情况看得也清楚；对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的历史也很熟。他同李大钊先生谈得很融洽，对李大钊先生评价很高。他在座谈会上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认为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我个人体会，通过他的谈话，使我们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维经斯基对李大钊所讲的最后一句话“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是最为重要的话，使李大钊不禁记起一个多月前坐在那辆奔往天津的骡车上，他和陈独秀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次悄声长谈。维经斯基的见解，与“北李南陈”的心愿不谋而合！
“维经斯基先生，你要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可不去上海访问陈独秀先生。他是《新青年》杂志创始人、主编。”李大钊说道。
“李先生，我也早已听说陈独秀先生的大名，不知您能否代为介绍？”维经斯基赶紧说道。
“行，行。我写一封亲笔信给他，你带在身边。他看了信，就会愿意接受你的采访。”由于维经斯基一直是以记者的身份跟李大钊接触，所以李大钊这么说道。
李大钊拿起毛笔，当即挥就一封信，交给了维经斯基。
李大钊的这封信如今已无从寻觅。据当时的李大钊的学生张国焘后来回忆：“李大钊先生介绍维经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先生和维经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甚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维经斯基是一位新闻记者。维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藏着他的真实身份。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张国焘也未亲眼见过那封介绍信，只是“推知”而已。他的回忆，仅供参考罢了。
带着“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这一重要而秘密的使命，维经斯基决定前往上海。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以及那位从海参崴赶来的萨赫扬诺娃，与他同行，共赴上海。
马马耶夫夫妇仍留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继续跟李大钊保持联系。
那位来自哈尔滨的斯托扬诺维奇也去了上海。1920年秋经北京的黄凌霜介绍，前往广州，住在东山，以“远东共和国电讯社记者”的身份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
就在维经斯基一行离开北京不久，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另一领导人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抵达北京。他和斯托扬诺维奇一样，也以“远东共和国”的名义在中国活动。“远东共和国”是在1920年4月6日宣告成立的，所辖区域包括苏俄整个远东地区，首都设在赤塔。它在形式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实际上是由俄共（布）领导。列宁建立远东共和国，为的是在远东建立一个缓冲国，便于同协约国打交道。1922年冬，当红军把日军全部赶出远东之后。远东共和国并入了苏俄。维廉斯基是以“远东共和国优林外交使团秘书”的身份在北京进行活动的。
维廉斯基曾召集北京的俄共（布）党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维廉斯基在会上很明确地指出：
“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经具备客观条件。”[2]
此后，维廉斯基在中国工作多年，出任苏俄驻北京的帕依克斯使团顾同。
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从不同途径派出各种身份的人物来华活动，表明了他们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关切。
[1]《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2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2]《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又见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