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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益里的四支笔投奔陈独秀

且说陈独秀在阴历除夕——2月19日下了那艘挂着“洋旗”的船,躲掉警察的追捕,终于踏上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这一回悄然潜逃,上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光临。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一家并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连日奔波,受了风寒,他有点不适。稍事休息,他便朝五马路(今广东路)踱去。

在五马路棋盘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两开间的中德药店。一年前,这里改换门庭,挂上了“亚东图书馆”五个正楷大字,装上了四扇玻璃门。门口一块小招牌上写着:“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西边的玻璃大橱窗里,陈列着《新青年》样本,还有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杨昌济著《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编印度哲学概论》等书。

陈独秀见到这些书,不由得感到分外亲切。推门进去,店堂里正坐着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馆的汪孟邹。一见陈独秀突然出现在面前,汪孟邹惊叫一声:“仲甫兄!”

陈独秀朝他摇了摇手,汪孟邹会意,马上带他上楼,细细叙谈。

汪孟邹和陈独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邹人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以前,两人便已密切交往,后来汪孟邹成为有名的出版商,并与陈独秀结为莫逆之交。

1913年,汪孟邹听从陈独秀的主意,到上海开办书店——也就是亚东图书馆。

起初,亚东图书馆坐落在四马路的小弄堂惠福里。陈独秀以为缩在弄堂里,干不成大W。于是,汪孟邹鼓起勇气,盘下中德药店的房子,总算上了大马路。

亚东图书馆成了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据点。这家书店“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便全然由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关系。

这一回,已经被免除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的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楼上,跟汪孟邹说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后的计划:到广州去!

在陈独秀看来,“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是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1]

邀请陈独秀去广州的是章士钊和汪精卫,到那里筹建西南大学。因此,这次陈独秀只是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罢了。

在惠中旅舍住了几天,北京警方似乎并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就搬到亚东图书馆来住。楼上有四间房,陈独秀和汪孟邹相邻而居,有时聊天,有时看书,不像旅馆里那么寂寞。

就在陈独秀托汪孟邹购买赴穗船票之际,忽于3月5日接章士钊从广州打来电报,说是因广州政潮突起,不宜办校,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他和汪精卫不日来沪面商。

阴差阳错,原本只是路过上海的陈独秀,也就在沪滞留了。

亚东图书馆人来人往,非长住之地。何况陈独秀仓皇离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站岗的警察如何对待他的家眷。陈独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静的住所,接来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

汪孟邹给陈独秀出了个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馆去?

柏文蔚,当年的安徽都督,陈独秀是他的秘书长——“武有柏,文有陈”。陈独秀如今要住进柏文蔚的公馆,柏家当然一口应承。

柏公馆在何处?那便是本书序章中写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个目标——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一百弄二号)。那里是法租界。

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成了陈独秀的卧室。那儿,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张考究的大铜床,一只红木柜,一张大书桌,现在都由陈独秀使用。楼下的客堂间,也就成了陈独秀的会客室。

陈独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的箭杆胡同的家,高朋满座,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是那里的常客。

眼下,本来颇为冷落的柏公馆,由于陈独秀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

常常坐着自己专用的黄包车来的,是《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

《觉悟》副刊在当时颇有影响,与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号称全国“三大副刊”。《觉悟》副刊登过陈独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

邵力子的家,离环龙路不太远——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五号(今西门路泰和坊)。“三益里”是因王姓三人出资建造的,“三人得益”,故名三益里。邵力子是个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辆黄包车,总是来去匆匆。他在陈独秀那里坐了片刻,便要离去。他的杂务实在太多,不光是那张《民国日报》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学校发表演说。他甚至还担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之职,要参加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国民党党员。然而,他却倾向激进,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主义与时代》一文,声称:社会主义已在人们心目中有很大影响,“这决非单为好奇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的征兆”。

也正因为他热烈赞颂社会主义,他跟陈独秀有着共同的语言,也就不时光临渔阳里二号。

来自三益里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还有他家斜对门的三位“大秀才”。

邵寓斜对门的三益里十七号,住着李氏兄弟。这“二李”的大名,在本书序章中已经提及——李书城、李汉俊。后来,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所召开的。不过,此时李氏兄弟尚未迁往贝勒路,而是住在此处——三楼三底的宽敞的石库门房子。

在笔者访问李书城家属时,其遗孀薛文淑如此回忆:

在三益里居住时,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不大出门,来访的人也不多,整天在家看书。汉俊则与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边楼下,我住在中间楼上,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经常来的多是与他年龄相仿、穿长袍的先生,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给我印象较深,但除了邵力子之外,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我是刚从家乡(引注者:薛文淑为上海松江县人)到上海的,对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这些人的情况感到奇怪。曾对书城提出,但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了解的。

书城早年投身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篡位、国民党的退让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穷困,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并随他去日本读书。汉俊以优异成绩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后,因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便从事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书城予以支持和鼓励的。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刚直,脾气都不好,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睦,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她特别喜欢清静,对别人走路的要求是“轻手轻脚”,说话的要求是“轻言细语”。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大家都遵照母亲“食不言,睡不语”的规定,能够例外轻声说话的只有书城兄弟,他们总像在讨论什么似的,一般都是汉俊先说什么,然后书城点头表示同意,汉俊对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李书城家属赠给笔者一幅珍贵的照片——当年李家在三益里的合影。这张照片虽然残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画面之中。兄弟俩长得很像,个子相仿,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但李书城留着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汉俊老成得多——虽然他只比弟弟大九岁。

李氏兄弟乃湖北潜江人。父亲李金山是潜江县私塾教师,生三男四女,长子李书麟早逝,次子李书城便俨如长子,照料弟妹。1902年,十二岁的李汉俊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帮助下,东渡日本。李汉俊极为聪颖,一口日语讲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尤其是德语,非常流利。

这帧历史照片,摄于当年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后右一)。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后右二)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李汉俊最初喜欢数学,后来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这样,李汉俊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所在地孙中山

李汉俊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华宾馆看望一位德国教授,看门的印度人以为他是“瘪三”不许他入内。不料,他以英语向看门者说明来意,那位印度人吃了一惊,只得让他人内。过了一会儿,德国教授送他出门,一路上以德语谈笑风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来者,赶紧向他道歉。

李氏两兄弟之中,李书城不去环龙路渔阳里,而李汉俊则成了陈独秀客堂间里的常客。

李汉俊带来另两位“大秀才”拜访陈独秀。他们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庐。

戴、沈、李乃《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驾马车”。那时候,时兴“评论”。在北京影响甚广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上海这“三驾马车”效仿《每周评论》,在1919年6月8日创办了《星期评论》。此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7月14日问世。在这些“评论”之中,《星期评论》的发行量最大,达十几万份。

《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今延安东路)。1920年2月,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难怪有许多“穿长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进出李寓。与李汉俊同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亦非等闲之辈。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他比李汉俊小一岁,而经历比李汉俊“显赫”得多。李汉俊十二岁赴日,戴季陶十五岁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长之助,才得以东渡。戴的长兄卖掉了土地,资助他从遥远的四川前往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经上海时,被流氓盯住,抢去他的钱财。戴季陶痛哭流涕,幸亏一位四川同乡也去日本,看他实在可怜,带他踏上了东渡轮船。

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法律系,发奋攻读,学业优秀,日语流畅。富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他,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小小年纪,被推选为会长。在艰难困苦之中,度过了留学生涯。

回国之后,擅长文笔的他,考人天铎报社当记者。由于文章出色,迅即升为主笔。他从“不共戴天”这一与“戴”相关联的成语中,取“天仇”为笔名,发表众多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

戴季陶命运的转折点是1911年12月25日。这天,二十岁的他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心中无限敬佩。孙中山也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

不久,孙中山赴日访问,戴季陶被任命为翻译兼机要秘书。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忠实门徒。

在日本,孙中山与许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谈时,唯戴季陶在他身边。

此后,孙中山受袁世凯排挤,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侧。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戴季陶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

5月21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孙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六十三号。两个多月后,迁入华侨们集资购赠的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住宅。[2]

于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来。他原本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李汉俊在1918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便与他过从甚密,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每期必读,商议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戴季陶的社会声望比李汉俊高得多、创办时由戴季陶任主编。

沈玄庐此人,年长于李汉俊和欺季陶七八岁。他本名沈定一,字剑侯,浙江萧山人。他当过清朝的官——云南广通县知县、武定知州、省会巡警总办。后来,他因帮助中国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发,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流亡日本。

在日本,沈玄庐研读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之后,以为社会主义学说最为正确。这样,他开始钻研日文版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

1916年,沈玄庐回国,出任浙江省议会议长。

当《新青年》创办之后,这位当年的清朝“县官”,积极为之撰稿。

在戴季陶、李汉俊筹备创办《星期评论》之际,沈玄庐热心加入,成为“三驾马车”之一。

沈玄庐虽说年近四十,倒有许多天真可爱之处。比如,他主张平等,在家中要儿子、儿媳直呼其名,使他的许多朋友惊讶不已!

自从陈独秀住进了环龙路渔阴里,相距不远的三益里四支笔杆——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便不断被渔阳里的“磁力”吸引过去了。

此外,还有一位常来拜访陈独秀的“笔杆子”,叫张东荪。他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余杭县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追随孙中山。1911年,与梁启超一起,在上海创办《时事新报》。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此后,他担任北京大学、中国公部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南下上海之后,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此人也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读过一些日文版社会主义学说著作。张东荪回上海,依然主编《时事新报》。

不论是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也不论是沈玄庐、张东荪以至陈独秀,都曾在日本留学,都懂日文。这些“秀才”,最初都是从日文版的图书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

[1]《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2]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0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