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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了一员虎将李达

走了张东荪,走了戴季陶。

来了陈望道,又来了李达。

1920年8月,一位身材壮实、三十岁的男子,刚从日本归来,前往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

这位湖南口音的来访者,原本只是看望陈独秀,却被陈独秀留住了,从此竟住在渔阳里二号,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新编辑。

此人便是李达,号鹤鸣——毛泽东总是喊他“鹤鸣兄”。

李达的到来,使正在筹备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添了一员虎将。

李达曾如此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1]

李达达的夫人王会悟

当时的李达,正处于热恋之中。

时值暑假,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理事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

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亦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黄兴夫人。黄兴,同盟会的元老,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军总司令。偶然,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名叫王会悟。王会悟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与李达相识后彼此很快就产生了爱慕之情。

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家庭。在兄弟五人之中,唯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

在李达上中学的时候,有两件事给了他莫大的影响。

一件事是学校里收到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那信竟是用鲜血写成的!

写信者名叫徐特立(后来他成为毛泽东的老师)。他断指写血书,号召青年学生们投入反日救国运动。

这封血书震撼了李达的心灵。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鲜血写信的徐特立……

另一件事是同学们为了抵制日货,把日本生产的文具堆在操场上,用火烧毁。点火时,发觉火柴也是日本货!可是,点火的同学在点火之后,不得不把这盒日本火柴留下来。因为倘若把这盒火柴也烧掉的话,下一回烧日货就没有火柴了!

他意识到中国实在太落后了。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

在日本,他的心境是矛盾的,痛苦的:

我们一群留日的青年们,一方面感到耻辱,一方面滋长着反日情绪。老实说,我们是要忍耐着,在那里学习一点东西,以便将来回国搞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可是,当时国内的情势怎样呢?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终于流产,出现了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独裁的政治局面。袁世凯被人民推翻以后,又出现了直系、奉系、皖系各派军阀互相混战的局面;同时,南方也出现了川、滇、粤、桂各派新军阀互相争斗的局面。各派新旧军阀都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作后台,发动内战。全国人民在蔓延的战火中,受着军阀们的剥削和压迫,都感到活不下去。另一方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英、美、法、德、俄等帝国主义趁机大举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它攻占了德国所盘踞的胶州湾,占领了山东,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形成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这件事激起了留日学生们极大的义愤,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反日救亡”运动。我们发通电,开大会,表示抗议。可是在当时的日本,连开会的会场也很难找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会场,刚刚开会,警察又把我们驱散。这时我们沉痛地感到,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像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2]

积侦终于在极度的苦闷中爆发,燃起了反抗的火焰。1918年5月,当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声言为了“共同防敌”,日本军队可以开入中国东北全境。消息传出,三千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责骂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

中国留日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决定“罢学归国”、“上京请愿”。这个救国团的领袖人物之一,便是李达。

5月中旬,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百多人抵达北京。

北京大学学生们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了欢迎大会。主持大会的便是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李达和许德珩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5月21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

虽然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不过,却使李达由“实业救国”转向了“革命救国”。

回到日本之后,李达找来许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埋头钻研起来。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

一年之后——1919年的6月18日和19日,由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接连刊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署名“鹤”(取自李达的号鹤鸣)。这位“鹤鸣”冼生终于“鸣”起来了,“鸣”出了社会主义之声,清楚表明了他向“左”转。

原本埋头数理化的他,如今埋头于翻译马克思学说著作。那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只是他在翻译之余写下的心得而已。他译出数十万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

这样,李达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

也正因为这样,李达跟陈独秀才见了一次面,陈独秀马上抓住了他:“你搬过来,到我这儿住,帮我编《新青年》!”

陈望道搬过来了,李达搬过来了,渔阳里二号里住着三位“笔杆子”,同编《新青年》,同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大计。

当然,随着李达迁入渔阳里二号,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临那里。

这时,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终于带着女儿子美、儿子和年,从北京南下,住进了渔阳里二号。

陈独秀的发妻高晓岚所生长子、次子陈延年、陈乔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就在陈独秀抵沪前夕,陈延年、陈乔年获准赴法勤工俭学,于1920年1月离沪,坐船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到达马赛,在2月3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1]《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4月第8期。[2]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