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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茅盾加入了“小组”

那时节,常常出入于渔阳里二号的,还有一位文弱书生,名唤沈德鸿,字雁冰。后来他写小说,署笔名“茅盾”,逐渐以茅盾知名,而本名沈德鸿却鲜为人晓。(尽管他在1920年使用的是原名,但为了照顾读者习惯,此处仍用茅盾)

这位以写《林家铺子》、《子夜》、《春蚕》著名的作家,在解放后当过十五年的文化部长,人所共知的非常人士。1981年3月7日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

在茅盾病殁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他生前的请求和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恢复”两字,表明他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恢复他的党籍之后,党龄从何时算起呢?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定中写明:“从1921年算起”!

茅盾,跟那位进出渔阳里二号的王小姐,说起来还有点沾亲带故。如同他在《我的学生时代》[1]一文中所回忆的:

父亲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儿,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王彦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鸣)的夫人。

茅盾,王会悟的同乡——浙江省桐乡县人。他从小便与王会悟认识,同在乌镇长大。乌镇,十万人口的城镇,一条河沿镇穿过,一艘艘乌篷船往来河上,一派江南水乡风光,令人记起茅盾笔下的《春蚕》、《林家铺子》。

1913年,十七岁的茅盾考取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教他国文的,便是那位沈尹默,教文字学的则是沈尹默之弟沈坚士。“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

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了三年,他经亲戚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的英文不错,所以在该所英文部工作。后来调到国文部。这时候的他,在中国文坛上还默默无闻。

他开始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投稿。最初,他信仰无政府主义,觉得这个主义“很痛快”,“主张取消一切”。慢慢的,他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来到了上海,住进了渔阳里。陈独秀原本不认识茅盾,听张东荪说起茅盾能译英文稿,便约他见面。

“哦,原来你也是北大的!”陈独秀听茅盾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沈尹默老师,一见如故。只是陈独秀那很重的安徽土话,使茅盾听起来很吃力。

陈独秀拿出一沓英文的《国际通讯》(《国际通讯》是共产国际的刊物,每周三期,用英、法、德、俄四种文字出版)交给茅盾,说道:“你把里面关于苏俄的介绍翻译出来,供《新青年》刊登。”

于是,茅盾常常进出渔阳里二号。

于是,当陈独秀、维经斯基召开座谈会,茅盾也参加了。

于是,茅盾参加了一个“小组”。

关于这个“小组”,茅盾在1957年4月所写《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如此叙述:

我记得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引者注:此处张东荪有误,他未加入“小组”)。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

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那时候,我觉得有些字不好译,例如“核心”这个名词,现在对它我们很熟悉了,在当时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译得易懂明了。我们参加小组,没有学习党章,也没有文字上的手续,只有介绍人。

小组是秘密的。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

茅盾还翻译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81年决定恢复茅盾的党籍时,党龄从1921年算起。

至于茅盾的党籍,为什么直到他去世后的第四天才得以追认,那是由于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

最初,茅盾一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活动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好几封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的信,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

“钟英小姐”是谁?原来,“钟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谐音。那些来自各地的信,是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由茅盾那里代转。因为茅盾当时有着公开的职业,比较方便。外地中国共产党组织来人,也常找茅盾接头,再由他介绍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指派,茅盾加入了国民党。当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茅盾是宣传部的秘书。当时,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广州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茅盾以及萧楚女也住在那里。茅盾跟毛泽东有了许多交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茅盾受到了通缉。他不得不转入地下,以写作谋生,写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交《小说月报》发表。他不再署过去常用的“沈雁冰”,而是临时取了个笔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觉得此名太假,令人一看便知是笔名,就在“矛”上加了个草头,成了“茅”。从此,“茅盾”之名不时出现在中国文坛上。

1928年7月,茅盾化名方保宗,剃去了蓄了多年的八字胡,亡命日本。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此后,他在1930年4月5日,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他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曾向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提出,希望恢复组织生活,未果。但是,他和鲁迅站在一起,为左翼作家联盟做了许多工作。他写出了长篇力作《子夜》。

1940年,茅盾受新疆军阀盛世才迫害,带着一家人从乌鲁木齐逃往西安。在西安遇到朱德将军,遂与朱德一起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握着这位老朋友的手。茅盾郑重地提出,希望恢复党组织生活。毛泽东当然了解茅盾的情况。不过,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茅盾作为一位著名作家,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加有利。

这样,茅盾一直以一位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在中国文坛上活动着。

也正因为这样,茅盾在去世之后,才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去世后第四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的决定的全文如下[2]:

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8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1981年4月10日,在举行茅盾遗体告别仪式时,他的遗体上醒目地覆盖着一面鲜红色的旗帜,上面印着金黄色的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1]茅盾:《我的学生时代》,《东方》,1981年第1期。[2]本文引自钟桂松著:《茅盾传》第35章《最后的奉献》,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