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走了才十多天，又一个来自北京大学的小伙子来敲上海渔阳里二号的门。
此人也姓张，也是从李大钊身边来。他比李大钊小六岁，比张国焘大两岁，本名张崧年，号申甫。后来，便以张申府为名。他是河北献县人。当陈独秀对党的名字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定不下来时，写信到北京，就是写给这位张申府的。
张申府原是北京大学学生，此时已是北京大学讲师。暑假已经结束，正是开学之初，张申府为什么从京来沪呢？
原来，罗素来华，竟是他“鼓吹”请来的，此行为了来沪迎接罗素。
张申府是学数学的，却又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而罗素正是这样。张申府向梁启超“鼓吹”罗素，那时梁启超当财政部长，筹了一笔钱，把“世界名人”罗素请来了。罗素要从英国前来上海，自然，张申府要从北京来沪迎接他。
张申府在陈独秀那里住了十几天。
他是这样回忆的：
在上海，我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我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
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引者注：即李大钊）。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守常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这时刘清扬回到了北京。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1919年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她到上海出席会议。1920年7月，学联决定到南洋去幕捐，就派了刘清扬、张国焘两人参加。刘清扬很能干。她9月底回到北京。我和守常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1]
刘清扬是回族人。后来，在1920年12月跟张申府一起坐法国“高尔基尔号”船，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张申府与刘清扬结为夫妇，介绍刘清扬入党。此后，张申府、刘清扬又作为介绍人，介绍周恩来入党。这是后话。
当时，由于刘清扬不愿入党，李大钊和张申府一起发展的北京的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亢慕义斋”聚首。这天，便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之日——尽管当时没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的名称。翌年7月，他们在一份报告中是这么写的：“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产生的。”[2]这表明，当时他们是自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不过，如今人们都统一称之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亢慕义斋”，又叫“康慕尼斋”，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那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
在“亢慕义斋”里，悬挂着一副对联：
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
这副对联表达了他们不畏艰险、投身革命的决心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含意。南呼北应，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的第二个共产党组织。
就在这个小组建立不久，张申府随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到法国去了。三人小组变成了二人小组。李大钊着手发展新的成员。
如同上海小组最初有戴季陶、张东荪参与一样，这时六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北京小组，他们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和王竟林。
在中国，无政府主义曾时髦过一阵。早在1914年5月，刘师复便在上海创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7月，该会发表宣言，声称：
“主张灭除资本制度……不用政府统治。”
“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在全国发展组织，广州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常熟成立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社”，等等。
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张，近乎荒唐；不过，也正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也就反对军阀政府，“主张灭除资本制度”。在五四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其中的积极参加者。诚如罗章龙所言，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一起搞斗争，是没有界限的，是亲密无间的。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们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二人小组发展成为八人小组。
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使之扩大为十人小组。
十人聚首“亢慕义斋”。罗章龙曾写《亢慕义斋吟》，内中有这么几句：
亢慕义斋倡崇议，科学民主启鸿蒙。主张无产者联合，实行天下真为公。工团广布遍环宇，大地万邦平提封。雄才大略挽世运，风起云蒸四海从。民主政制新建后，一扫旧史古人空。大公至正无私业，传诸万世以无穷。[3]
[1]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见《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2]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3]引自罗章龙赠笔者《椿园诗草》，岳麓书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