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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北京小组

罗章龙乃“二十八画生”之友。

“二十八画生”这笔名,毛泽东在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体育之研究》时用过。其实,早在1915年,毛泽东便用过“二十八画生”这个笔名。

那是罗章龙十九岁那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秋日的某一天,他在学校会客室外,见到墙上贴着一张《征友启事》。“启事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这一启事的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转交”。陈章甫即陈昌,当时在一师附属学校任教员。

罗章龙看了之后,给“二十八画生”用文言文写了一封回信,照启事上的地址寄去,表示愿见一面。信末,也署了个化名,叫“纵宇一郎”。

信投进邮局,过了三四天,罗章龙收到了“二十八画生”的回信。信中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二十八画生”约这位“纵宇一郎”星期日上午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以手持报纸为互识标志。

那时的罗章龙叫罗璈阶。他拉了一个同班姓陈的同学一起去。

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

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站在走廊上,见到我们后,便走到院子门口对我们说:我们到里面谈谈。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这时陈同学就到阅览室看书去了。院子里没有别人,我们上午九点开始直到图书馆十二点休息,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临分手他对我说:我们谈得很好,“原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就这样,罗章龙成了“二十八画生”之友。他把自己的日记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笔记给他看。他们一次次地交谈,谈治学、谈人生、谈社会、谈国家。他们一起寻访长沙古迹,一起步行前往韶山。

1918年,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下《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1]

罗章龙来到上海,预定了去日本的船票,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18年5月7日,日本政府军警在东京殴打中国留日学生,并要他们回国。

罗章龙打消了赴日的念头,在上海寻找《新青年》编辑部。到了出版《新青年》的群益图书公司,才知编辑部已迁往北京大学。

罗章龙带着好多册《新青年》杂志,回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在《新青年》上见到华法教育会登的文告,鼓励青年们到法国勤工俭学。于是,毛泽东率二十来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内中便有罗章龙。这批青年,大部分进入北京的留法预备班,而毛泽东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罗章龙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这么一来,罗章龙成了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学生。

罗章龙结识了李大钊,结识了陈独秀,深受他们的影响。他成了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成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这样,他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也就顺理成章的了。

在罗章龙之后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是刘仁静。

刘仁静是湖北应城县人,字养初,又名亦宇,比罗章龙小六岁——1902年3月4日出生(关于刘仁静的经历,鲜见于文献。本书所述,大都依据笔者1989年9月13日、14日对刘仁静之子刘威力的采访)。父亲刘晓山是清朝秀才,教私塾,后来开了家小店。

解放后在大学任教的罗章龙刘仁静

刘仁静为长子,弟弟叫刘仁寿。父亲寄希望于儿子,送他们上学。辛亥革命之后,科举吃不开了,父亲请亲戚资助,把刘仁静送到武昌的教会学校——博文学院学习。那里相当于初中,主要学英文。这样,刘仁静从小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基础。

念高中时,刘仁静转到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在那里,刘仁静结识了一位比他年长七岁的大哥哥。此人当时已是中华大学的学生,他给了刘仁静以深远的影响。他是江苏武进入,名唤恽代英。诚如毛泽东影响了罗章龙,恽代英给了刘仁静以革命的启迪。1917年,当恽代英成立进步社团互助社时,刘仁静也成了互助社的成员之一。这个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以“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为“八不戒约”。

恽代英是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系学生。他喜读《新青年》,钦慕陈独秀,跟陈独秀保持通信联系,并为《新青年》撰稿。从挥代英那里,刘仁静读到了《新青年》,知道了陈独秀的大名。

1918年,十六岁的刘仁静考人北京大学预科。不久,他进入物理系。不过,他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比自然科学更浓厚,于是,转入了哲学系。在哲学系呆了没多久,又转往英语系。

刘仁静拜识了文科学长陈独秀,参加了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刘仁静是活跃分子。当学生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汝霖家的大门紧闭。刘仁静子瘦小,打碎了曹家窗玻璃,爬在匡互生的背上,钻进了曹宅,打开大门,于是游行者一拥而入……

此后,他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迄今,仍可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看到李大钊亲笔写的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

刘仁静学的是英语专业,李大钊要他研究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样,刘仁静小小年纪,读了许多马克思著作,开口闭口马克思如何说,人们送他一个雅号,曰“小马克思”。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刘仁静认识了助理管理员毛泽东。他们俩一个一口湖北话,一个一口湖南话,一谈起来就是一两个钟头。

在罗章龙、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那批无政府主义分子退了出去。这是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连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他们主张无组织,因此连小组的书记也不要。

于是,十人小组变为四人小组——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

然后,这个小组又日渐扩大,发展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这些新成员之中,大部分是北京大学学生。例外的只是三位,即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常在北京活动),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不过,那时的“负责组织”,并非今日的组织部的工作范畴,而是指导、组织工人运动。

[1]《毛泽东诗词选》,137—138页,人民文学出版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