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和新民学会
其实，早在张国焘、张申府这“二张”来敲上海渔阳里二号的黑漆大门之前，一位瘦长的湖南青年便已到那里拜访过陈独秀了。
这位二十七岁，来自湖南韶山的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便是毛泽东。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已经结识了陈独秀。
毛泽东在结束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之后，返回湖南途中，曾于1919年初来过上海。
这一回，是他第二次来上海。那是他又一次去北京之后，再回长沙，在1920年5月5日路过上海。
与陈独秀的谈话，给了毛泽东深深的启迪。毛泽东曾与斯诺这么谈及：
1938年由复社出版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
那时候的毛泽东，确实处于一生的“关键性”时期，他的思想正在处于根本性的转折之中。
就在这次去北京之前，他尚处于困惑之中，如他自己所言，是“睡在鼓里”：
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2]
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的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3]
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狠（很）是可叹。[4]
1921年前后上海出版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早年的毛泽东，同学们给他取了个雅号，曰“毛奇”。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0.26—1891.4.24），普鲁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当年，毛奇和首相俾斯麦、国防大臣罗恩成为普鲁士帝国的三巨头。这位毛奇元帅，因在1870年普法战争的色当一役中，使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而名震欧洲。同学们称毛泽东为“毛奇”，不光因为毛泽东像毛奇那样勃勃雄心，才智过人，而且为人也如毛奇那样沉默寡言、严肃庄重。
毛泽东的早年密友、诗人萧三的哥哥萧瑜（又名萧旭东、萧子升）曾回忆说，他在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毛泽东写两个字则起码占三个格子。毛泽东那奔放不羁的字，那充满豪情、“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扬诗句，都表明他是一位壮志凌云、志向非凡的热血青年。
不过，他也有不如那位毛奇元帅之处。毛奇精通七国语言，而囿于湖南乡下闭塞环境中的他，谙熟中国古文，却不懂外语。这样，他无法像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那样从大量外文书刊中钻研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只能读在当时如凤毛麟角般稀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然而，他一旦读到了，很快就理解了，很快就将其转化成为自己思想的指南。
“睡在鼓里”的他，在第二次去北京时，读到了三本使他顿开茅塞的书。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5]
这三本书，引起毛泽东思想上的根本转变。只是他的回忆中稍稍有一点误差，那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他不是在北京读到的，是他来上海之后或回到长沙之后读到的。可能性最大是在上海读到的。因为他在上海度过了近两个月——1920年5月5日抵达，7月7日离开。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一般都以为是1920年8月出版，因为初版本上印的是这一出版年月。但是鲁迅却在1920年6月26日便已“得译者陈望道寄赠《共产党宣言》（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本年4月版）”[6]。毛泽东在上海拜访过陈独秀，结识了陈望道，因此他在上海得到《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可能性极大。
那三本书，以及跟陈独秀的谈话，促使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从“鼓里”睡醒了。他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他同时代的那些精通外文的青年们——尽管他只能读到极有限的中译本。
如毛泽东所言：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7]
毛泽东跟陈独秀会面，除了“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8]。
毛泽东是一位组织家。早在他二十二岁时油印、张贴“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时，就想团结、组织一班志同道合者。
191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邀集一群好友开会，创建了“新民学会”。
那天出席集会的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萧瑜、萧三（即萧子暲）、张昆弟、罗章龙、陈启民等十二人。[9]
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萧瑜被推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启民为干事。
萧瑜如此回忆道：
我清晰记得我完成拟定学会规章的那个春日。拟定出的规章有七条，都非常简明。毛泽东读完后，未作任何评论。然后我们又把我们决定是第一批会员的每个人的优点重新核实了一番。我们一致以为他们都是合格的。他们共有九人，再加上我们两人，学会共有十二名首批成员。凭着我们年轻人的那股热情，我们自称是十二个“圣人”，肩负时代的使命！我们也以为彼此之间是兄弟，有着共同的抱负与理想，有着相互的尊重与友爱。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第一师范的一个教室里（实际上是在蔡和森的家里），我们十二个人聚在一起，十分庄严地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我把印好的新民学会规章分给每个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疑问和评论。但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提出。于是每个人又交了一点会费，我被当选为第一任秘书。我们决定不设会长一职，会议就结束了。新民学会就这样宣告诞生了。尽管没有什么演说，但我们十二人之间已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我们献身运动的雄心和热情有了新的动力。我们都意识到，从现在起，我们的肩上担负了新的责任。
毛泽东在会上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都清楚我们的目的和会员应该做的事情，主张每个成员都应以切合实际的作风行事，而不应空谈高论。学会中只有一个喜欢为讲话而讲话者，那便是陈昌，此人以发表冗长演说闻名。我们这位同学来自浏阳，与我偶然相识，于是成为好友，可即使是他，也没有在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陈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者之一，1930年2月在长沙就义。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大约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尽管不是什么秘密聚会，我们仍尽量少为人注意……[10]
这个新民学会，1920年发展到拥有七八十名会员。
尽管新民学会还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但后来其中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骨干。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之后，他跟陈独秀谈及的组织“改造湖南联盟”未付诸实现，倒是在1920年8月2日组织了湖南文化书社气《文化书社缘起》中，一语道明书社的宗旨：
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11]
文化书社经理为易礼容，“特别交员”为毛泽东。此外，聘请了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为“信用介绍”。
文化书社在湖南销售《新青年》每期两千册，《劳动界》每期五千册，还销售《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人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刚刚创办了文化书社，毛泽东又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
1920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消息，作如下报道：
湖〔湘〕人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于本月16日开会，推举正式干事，姜咏洪总干事，毛泽东书记干事，彭璜会计于事，并推彭君驻会接洽一切。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32—133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2]《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474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3]《致陶毅信》（1920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464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4]《致陶毅信》（1920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早期文稿》，466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兰联书店1979年版。[6]王观泉：《鲁迅年谱》，第4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7]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8]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0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9]在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里所陈述的是十二人，而在《毛泽东年谱》里记载的是十三人。[10]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11]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