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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名叫“天韵楼”,是个夏日的好去处。晚风徐徐,灯光淡淡,或谈情说爱,或洽谈生意,那里自由自在。只是收费颇高。要么洋人,要么“高等华人”,才会在这高高的花园里饮茶聊天。

住在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的马林,自知可能有密探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与人约会,几乎不请入房间,而是在华灯初上时,约会于楼顶的花园。

有时,需要在白天约会,他总是选择人流如涌、热闹非凡的“大世界”或“新世界”,与人见面。

马林通过弗兰姆堡,跟尼柯尔斯基建立了联系。然后,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面。

“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能跟马林长谈。唯尼柯尔斯基因语言不通,在一旁默默无语。

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如李达后来所回忆的:

6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1]

马林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一百元,回去时再给五十元。

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并不考虑这一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至于法国,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

邀请信由“二李”分头去写。

在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著作中,写及马林、尼柯尔斯基与“二李”商谈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张太雷在场(包括有关张太雷的传记中也是这样写的)。查其根据,乃出自张国焘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他(引者注:指张太雷)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马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笔者以为,张国焘的回忆可能有误:张太雷当马林的翻译,是在1921年8月,即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之后,从苏俄回到上海。张国焘错把8月份的印象写入6月份的事。

据档案记载:张太雷于1921年5月4日在伊尔库茨克出席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5月7日还在大会发了言。接着,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在6月3日抵沪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出席了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倘若马上动身回沪,是可能与马林、尼柯尔斯基会面的。但是,会面之后,又参加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讨论,起码在6月10日才可离沪。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在6月22日赶到莫斯科——因为从上海到赤塔大约要十天,从赤塔到伊尔库茨克要四天,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约半个月,总共约需一个月!也就是说,他即便6月3日一到上海,马上与马林、尼柯尔斯基见了一面,翌日就动身去莫斯科,也来不及!何况,6月22日是大会开幕式,他总得提早几天到达,那就更不可能在6月上旬回到上海。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在1971年写的,时隔半个世纪,把8月的事记成6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的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是在1928年发表的。他与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共事。他的文章没有提及张太雷在5、6月间曾回国一次,而是说:“11921年6月,张太雷同志与杨厚德(引者注:即杨明斋)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另外,查阅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种种回忆文章,也未见到写张太雷5、6月间在上海。

信、汇款,由“二李”分别寄出之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

罗章龙如此回忆——

1921年署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2]

叶永烈访问罗星元(2007年8月4日,武汉)

罗章龙之孙女罗星元则曾这样记述罗章龙的回忆——

1921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爷爷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罗去上海参加“一大”会。可是他那时在北方领导工人运动,工作非常忙,竟然脱不开身。他拿着中央召开“一大”会的通知找到刘仁静说,让刘仁静代替他去,因为刘仁静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语翻译。这就是爷爷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会的原因。刘仁静生前曾将以上情况告诉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但我不知道刘仁静是口述还是写成了书面的回忆。[3]

刘仁静如此回忆

1921年署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4]

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人们所关注的。刘仁静如此回答:“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也没有推选到他。”[5]

张国焘则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6]

〔长沙〕

毛泽东跟斯诺谈话时,提及一句:“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引者注:指何叔衡)。[7]”

在谢觉哉的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行字:“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据谢觉哉说,“○○○○○”即“共产主义者”。生怕暴露秘密,画圈代意。

何叔衡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武汉〕

董必武在1937年接受尼姆·韦尔斯的采访时说:“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8]

陈潭秋在1936年说:“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是董必武同志和我。”[9]

〔济南〕

王尽美、邓恩铭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广州〕

包惠僧说:“此时,陈独秀及我都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10]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全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11]

陈公博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12]

〔日本〕

施存统说;“旧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相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13]

周佛海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凑巧是署假中,我便回到上海。”[14]

包惠僧的回忆,似乎与施存统稍有不同;“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个人出席。”[15]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自陈独秀去广州,上海小组的书记原是由李汉俊代理,后改由李达代理。

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信中,讲述了这一过程:“(1920年)11月间,书记陈独秀应孙中山(引者注:应为陈炯明)之邀,前往广东做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李汉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克(引者注:即维经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引者注:应为伊尔库茨克)。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

除了“二李”之外,照理,陈望道应是上海的代表。陈望道不仅负责《新青年》编辑工作,而且上海小组的重要事情总是由“二李”、陈望道和杨明斋商量决定。此时,杨明斋去了伊尔库茨克。虽然规定每个地区选两名代表,而会议是在上海召开,上海即使出席三名代表也不妨。

据李达回忆;“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16]

陈独秀还以为这一主意是陈望道出的,迁怒于陈望道。如《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25卷《陈望道》一文中所披露:

陈望道生前曾多次对人谈起,他曾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因会前他已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故未去参加。

[1]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汇编》(二),1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回忆李大钊》,4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这一资料是罗章龙之孙女罗星元读了《红色的起点》之后,于1991年10月抄寄笔者的。[3]引自罗星元1991年11月14日致笔者信。[4]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20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2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6]《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6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7]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33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8]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29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9]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X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10]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1]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368—36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2]《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41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3]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14]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版。[15]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6]李达:《李达自传》,《“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