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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位代表聚首上海

来了!来了!

从北方,从南方,从东边的日本,从西边的武汉,中国共产党代表们朝上海进发(有人认为这年3月间开过一次代表会议,未得到确证)。

这是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有史以来的头一回大聚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头一个来到上海的,是坐着火车前来的张国焘,他“因须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据他自云是“5月中旬”抵沪。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在6月3日才来沪,经过开会筹划、寄信以及北京小组讨论,他来沪的时间估计在6月下旬。

张国焘在路过济南时,曾在那里逗留了一天。王尽美、邓恩铭约了济南八个党员和他会面,一起在大明湖划船、聚谈。

张国焘已经到上海来过几趟,很熟悉,所以一到上海,便直奔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拜访了李达。

在张国焘的记忆屏幕上,“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接着,张国焘来到本书序章中所着重描述过的那幢著名的房子——望志路一○六号。李汉俊已从三益里迁入这里。

张国焘如此形容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迅速地察觉“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关系不那么融洽。

张国焘这么回忆李达的话;

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张国焘从李汉俊那里,也听到类似的意见。

“二李”性格耿直,怎么想便怎么说,怎么说便怎么做,于是与马林之间产生明显的分歧,有几次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知道了马林和他们会谈的内容。于是,他来到南京路上那大东旅社,在屋顶花园跟马林会面。

他记忆中的马林的性格是非常鲜明的,与维经斯基的和颜悦色、为人随和恰成反比:“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系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难怪,如此倔强的马林,会与直来直去的“二李”弄僵了关系。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七岁,但是显得圆滑乖巧,他既与马林很谈得来,又与“二李”也很亲密。这样,他往来于马林与“二李”之间,成为双方的协调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原是由“二李”负责。这么一来,张国焘插了进来,反客为主,把筹备工作的领导权抓在手里,此后,中国共产党“一大”由张国焘主持,内中的缘由便在这里。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比张国焘晚些天前来上海。他和邓中夏一起从北京来到南京。7月2日至4日,刘仁静、邓中夏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因为这个学会是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选择7月1日这一天召开年会(刘仁静未赶上开幕式)。这样,刘仁静大约在7月6日左右到达上海。

据谢觉哉日记所载,毛泽东和“何胡子”是1921年6月29日午后6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长江轮船,抵达上海的,时间大致上跟刘仁静差不多。

陈潭秋和留着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汉登上长江轮船,顺着东流水,驶往上海。

王尽美和邓恩铭自从与张国焘作了一日谈之后,一起相约动身,登上南去的火车,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轮,从日本鹿儿岛前往上海。

姗姗来迟的是广州的代表。不论是马林、尼柯尔斯基,还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一封封信催,还发去几回电报,陈独秀仍然不来。

于是,包惠僧从广州坐了海船,于7月20日直达上海。

陈公博没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个抵沪(周佛海何时抵沪,现无法查证。考虑到日本路途较远,也可能他晚于陈公博抵沪)——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于7月14日启程,从广州到香港,登上邮轮,7月21日来到上海。

来了,来了,十五位代表终于汇聚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关于这十五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泽东等”一语代替。后来曾改成“毛泽东、董必武等”。尔后,又改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等”。如今,常见的提法是以城市为序,即:“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1、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产国际马林、尼柯尔斯基”。这样以城市为序的排名法,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代表”,往往被写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出席者”与“代表”之间,存在着概念的差异。原因在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包惠僧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而武汉已有董必武、陈潭秋两位代表;倘若说他是广州小组代表,而他当时是1921年5月由上海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的,不是广州小组成员。也有人以为,广州代表原本是陈独秀,而陈独秀来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陈独秀代表”!为了避免争议,改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则万无一失——不论怎么说,包惠僧总是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过去所依据的是毛泽东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反革命的有陈会博、周佛海、张国轰、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由于毛泽东说出席中共“一大”只有十二名代表,没有把包惠僧列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党史界便依据毛泽东的话,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细细追究起来,那“出席者”之说。最初也源于毛泽东。

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这么说及中共“一大”:“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个人。”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包惠僧列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当时毛泽东的回忆有误,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说成“十二个”。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他的话富有影响。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依据毛泽东的话,长期以来这么说:

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出席者”是十三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当然,这里没有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计算在内)。

随着尼柯尔斯基照片的发现,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的照片终于“大团圆”

其实,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广州小组代表也可以。因为他是由广州小组推选、由陈独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张包惠僧可以算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

不论怎么说,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确认。“十三人代表”之说,已经日渐被中共党史界所接受。

除了这十三人代表得以普遍确认之外,不久前又发现了两位未曾正式到会的代表。这两位代表,一位来自南京,一位来自徐州。在1920年至1921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所以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会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陈亚峰,南京的代表一说是郭青杰,一说是刘真如。陈亚峰从徐州来到南京,与南京代表一起来到上海。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颇深,不愿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没有出席大会。

笔者绕开种种关于“代表”和“出席者”的争议,关于代表排名的先后次序的争议,在这里排出一张以年龄(出生年月)为序的代表名单,年长者在先,年轻者在后(同年出生者标明月份):

这是一次年轻的会议!

在代表之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不过四十五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三十岁以下的有十位,占三分之二!

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正巧等于毛泽东的年龄!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为着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为着一个学说——马克思学说,汇聚在一起了!

令人惊讶的是,除去两位国际代表之外,在十三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的占五位,湖南籍的占四位,“两湖”相加占九位!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北京大学学生占五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泽东,及在北京大学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则是五位。另外,“南陈北李”两位郡是北大教授。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有四位——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加上“南陈北李”,则是六位。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外,其实还有若干位完全应当进入代表之列而因种种原因未来的:

陈独秀——当然代表;

李大钊——当然代表;

杨明斋——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张太雷——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陈望道——与陈独秀产生分歧而没有出席;

施存统——可以来而没有回国。

另外,在法国的张中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联系不便而不能回国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