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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蓬子本是阔少爷

或者像我一样 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 又重复咽下,那末,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 露丝,在撒手前……

本来,这样抒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小诗,连同他的作者—20世纪20年代混迹文坛的姚蓬子,早已被历史的浪潮所吞没。

只是因为其子姚文元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姚蓬子随之成为众所关注的人物。

1949年9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即周扬—引者注)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蓬子于1927年底加入中共,1933年12月被捕,不久叛变,于1934年5月14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细探姚蓬子的人生色彩,最初是灰色的,后来曾是红色的,忽地变成黑色,渐渐又褪为灰色。其中那一段黑色的历史,不仅是他的一块心病,也成了姚文元头上的一块癞疤。在姚文元平步青云成为中央首长之后,曾以“严防扩散”之名为姚蓬子遮掩。正因为这样,云谲波诡,姚蓬子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其实,就连姚蓬子本人,也曾在其诗集《银铃》的“自序”中写过:“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正如草木不能逃避季节的支配一样。”如今,撩开那神秘的面纱,为姚蓬子曝光。

姚蓬子,其实是笔名。他写文章,常署“蓬子”,来自他的另一个名字“蓬生”。他的本名叫姚方仁、姚杉尊,字裸人。他又名姚梦生,“梦笔生花”之意;有时也写为姚梦圣,“梦见圣人”也。他取笔名“蓬子”—“蓬瀛之子”,总是跟幻梦、圣人、仙境之类扯在一起。他还用过很多笔名,诸如丁爱、小莹、梦业、慕容梓。

姚蓬子乃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人氏。

姚公埠是个小镇,离诸暨县城四十来里路。笔者在1989年11月16日,曾前往姚公埠作实地采访。

据说,当年从杭州坐火车到诸暨湄池下车,再转公共汽车到姚公埠。倘若坐小火轮,更方便些:从杭州沿钱塘江航行,转入支流浣江,可以直抵姚公埠。上午开船,下午便到了。

诸暨是浙江的望县,当年越国的古都,绝代佳人西施的故乡,人称“浙东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早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民国以来,诸暨列为浙江的“一等县”。这里原本水路四通八达。有了公路之后,交通更加便利。特别是浙赣铁路建成后,贯穿诸暨全境。诸暨盛产大米、黄金、茶叶。1989年冬,当笔者访问诸暨时,这里正在热闹庆祝由县改为市。

诸暨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内中军人多,文人多,科学家多,商人少。就以20世纪而言,国民党少将以上有一百多人是诸暨人,如蒋鼎文、宣铁吾等。共产党著名活动家俞秀松、谢侠父、宣中华、张秋仁、汪寿华、冯文彬、钱之光、钱希均(毛泽民之妻)等,也是诸暨人。诸暨也出了不少文化人,如北京大学校长何燮侯、诗人何植三、翻译家孙大雨等。诸暨农业也发达,这里流传一句话:“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意思是说,诸暨湖田的粮食熟了,可供天下人吃一餐粥。

姚公埠在诸暨县城东北,本是个姓柴的人居住的小村。相传宋朝时姚家从河南开封南迁至浙江富阳。不久,有姚姓两兄弟亨德、亨利迁往诸暨,亨利被柴家招女婿,改姓柴,而姚亨德也在这小村住下成家。此后,柴亨利家族衰落,姚亨德家族兴旺。人云:“这是以柴烧窑(姚),窑(姚)越烧越旺,柴越烧越少”。于是,小村遂成为姚姓天下。

小村濒临浣江,相传是西施浣纱之江,又称浣纱江。当时,江上无桥,姚氏祖先置一渡船,供人公渡,那小村便被叫作“姚公渡”。后来,渡口设船埠,遂改名“姚公埠”。姚公埠日渐发展,由小村变成小镇,分为上村、中村、下村。

姚公埠是一个建在堤上的小镇,它的一边是浣江,另一边是农田。农田的地势低,不得不沿江筑堤。人们的房屋无法建在那低湿的地里,只好建在堤上。于是,姚公埠成了一个沿江而建的狭长的小镇,像一条带鱼似的。

姚公埠的居民,差不多家家姓姚。据说,是由一个姚姓老祖宗繁衍下来的。笔者在诸暨档案馆见到《暨阳浣西姚氏宗谱》,内中记载着姚文元的家谱。那里的姚家宗祠,则是清朝光绪年间重立的,写着对联:“红霞晚映,鸢飞鱼跃。”

在姚公埠下村,有一座房子,人称“九间头”—那房子南、东、西各三间,共有九个房间。在“九间头”对面,有一座像北方四合院的房子。走进大门,是一个四方的院子。院子的三面,是平房,正面是两层楼房,上下各为三间(后来扩建为上下各五间)。这便是姚家老屋。

老屋的主人胖墩墩的,那喉咙又响又亮,站在院子里喊一声,连“九间头”的糊窗纸都要抖几抖。此人姓姚名西曜,讳志纯,乃姚蓬子之父[132]。姚文元的祖父,有田120亩,在姚公埠下村算是数得上的地主了。这些田地,是从姚西曜的曾祖父姚杏生、祖父姚麟秀、父亲姚宝槐手中传下来的。姚宝槐是清朝秀才,两度赴绍兴考举人,未中,疯癫而死。

■ 1989年11月,叶永烈在姚文元家乡浙江诸暨姚公埠采访姚家老邻居。

■ 浙江诸暨姚公埠姚家老屋(叶永烈 摄)

笔者注意到姚克先生一篇遗作,题为《“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内中涉及姚文元的祖父。姚克先生是电影《清宫秘史》的编剧。在“文革”中,《清宫秘史》曾受到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的猛烈“批判”,成为“炮打”刘少奇的一颗重磅炮弹。

姚克晚年,客居美国。1976年底,他在美国加州会晤那位为江青立传的维特克女士,谈起江青,也谈到姚文元。后来,他把那天的谈话写成《“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一文。此文在姚克去世后,于1996年发表于第12期《上海滩》杂志。

姚克写道:

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字,说他的祖父姚汉章,多年前曾任中华书局的编辑。我这才发现,我当年认识左翼作家姚蓬子原来是姚汉章的儿子。

……

姚汉章是清朝末年的举人,在我同辈分的弟兄中,他是独一无二的,他中举之后科举就废了。他因为是个举人,特别受亲属的重视,所以隔了六七十年我还记得他,别的从堂弟兄的名字我就想不起来了。我和姚蓬子认识的时候,从来没有互相展问邦族;我绝对没有想到他会是我从堂哥哥的儿子,他也绝对想不到我会是他父亲的从堂弟弟,因为我是先父晚年的儿子,年纪和姚汉章相差至少二十岁上下,而且我说话带一点苏州口音,更不像是他们的本家,如果我和姚蓬子交往得长久一点,彼此也许会发现出亲属关系来。可是经过鲁迅先生的劝告,后来我就和姚蓬子疏远了。若不是最近报纸上透露姚文元的家世,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父子是我的本家亲属。

民国初年间,姚汉章就在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当年中华版的教科书,有不少都出于他的手笔,60岁以上年纪的人也许曾经读过。

很遗憾,姚克先生没有注明他所见到的那篇“批判姚文元的文字”,究竟发表于什么报刊,作者是谁,文章的篇名叫什么。

笔者在浙江诸暨档案馆查阅了《暨阳浣西姚氏宗谱》,并复印了姚文元的父亲、祖父那一页,没有见到姚文元的祖父叫姚汉章的记载,只查到他的祖父“名西曜,讳志纯”。姚西曜是否另有名字叫汉章?尚待进一步查证。

就连姚克本人在《“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一文中,对此也有所怀疑:因为姚汉章之父讳文俊,姚文元倘若是姚汉章之孙,不可能是“文”字辈—岂有曾祖父与曾孙同辈之理?

姚克写道:“姚汉章是个旧社会的人,当然不会替孙儿取一个与自己父亲犯忌讳的名字,姚蓬子虽然曾一度做过左翼作家,也不至于糊涂得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

光绪三十年,吹吹打打,一顶从20里外盛兆坞抬来的花轿,让姚西曜有了妻室。新娘姓张,按老规矩,也就唤做“姚张氏”。

姚张氏过门不久,为姚家添了一个胖小子,那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事。[133]“翻译”成公历,也就是1906年。

姚西曜希望儿子成个秀才,取名姚梦生,又叫蓬生,亦即姚蓬子。

子肖其父,姚蓬子的声音也格外响亮。不论在讲坛上,在家中,当他慷慨激昂起来,声音常常会使窗玻璃为之不断震动。

姚张氏是个和颜悦色的人。虽说姚西曜发起脾气来翻江倒海,使姚张氏一声不吭,使鼓槌如同敲打在丝绵被上一般。姚张氏把姚家料理得整整齐齐,没有一把歪放的椅子,没有一个倒了的油瓶。

姚家的日子渐渐兴旺起来,加盖了三间楼房,后来又扩建为上下各五间。

姚西曜当上了“圩长”。那里把堤称为“圩”。圩分段承包。圩长,也就是某一段江堤之“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圩长大约相当于居民小组长。

在生下姚蓬子8年后,姚张氏又生一女,取名姚舞雁[134]。梁实秋先生于1974年写的《槐园梦忆》中,有一句提到姚舞雁。那是述及他的妻子程季淑在1948年冬从北平抵南京时:“第二天她得到编译馆的王向辰先生的照料,在姚舞雁女士的床上又睡了一晚。”

梁实秋乃编译馆馆长,姚舞雁多年来在梁先生手下干事。

另外,在老舍的1951年3月28日的日记中,也提及姚舞雁:“约王庚尧、姚舞雁、屈凌汉、隋育楠、易德元、席征庸,吃东来顺。”

红学专家冯其庸在1994年《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出版时,称姚舞雁为“版式专家”:“决心彻底全面重校重排,所有文字都用原书一一核校,我还请版式专家姚舞雁先生重新划定版式,并由她作复校,最后由我定校。经此番努力后,从版式到文字、分段、标点以及眉评、回后评等等,皆认真定,面目为之一新。”

姚西曜在乡下当了一辈子土财主,希望儿子有点出息。在姚公埠念过私塾之后,姚西曜就把儿子送到诸暨县立中学上学,不久转往绍兴越材中学(现名建功中学)上学,后来姚蓬子讲话有点“绍兴官话”的味道,便是绍兴越材中学给他留下的印记。

中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上海中国公学,然后前往北京大学。

1924年夏日,姚张氏常常发烧,气喘,不断地吐浓痰。不知怎么回事,她的脸上还长出许多红点。

就在这个时候,18岁的姚蓬子从北京大学急急奔回老家,探望重病的母亲。姚张氏的病越来越重,水米不进。

姚西曜赶紧从几十里外请来医生。医生只略微看了一下,便连连摇头,写下处方,连饭都不吃,就拎起出诊皮包走了。

医生不吃病家的酒菜,这意味着病人已病入膏肓。

医生临走留下一句话:“如果病人脸上的红点褪去,那就不行了。”

姚西曜还来不及去抓药,妻子脸上红点褪去,一命呜呼。

伫立在母亲坟头,姚蓬子久久无言。他把无限哀思,凝在一首题为《自从我死去了母亲》的小诗里。

逝者长眠,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流逝。白色的纸花、黑色的布幔刚刚扫去,姚家小院挂起了红花、红布,燃起了喜庆的鞭炮。

一顶花轿抬进了小院。姚西曜在姚张氏死去的当年便娶了继室,叫冯雅琴。比起姚张氏来,冯雅琴显得更为精明能干,尤其是擅长理财。两年之后,冯雅琴生一女,取名姚飞雁。又过三年,冯氏再生一女,取名姚鸣雁。

1937年,姚西曜明显地消瘦下去,胃口越来越差。他不断地吐出紫黑色的血块,终于一病不起,死于姚家老屋。

冯雅琴成了一家之主。靠着佃户耕种姚家土地,她在姚公埠过着无忧无愁的日子。直到临近解放之际,她知道世道要大变,便卖了土地、家产,逃到上海,住在姚蓬子家中。

她与姚蓬子之间的感情,不好,也不坏。

生母姚张氏的病逝,曾使姚蓬子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的大学同学周颂棣住在离姚公埠80里路左右的地方,托人带来口信,邀他去做客,散散心。

姚蓬子来到周家,结识了周颂棣的姐姐周修文。他有心,她有意。本来是为了驱散丧母之痛,却迎来了爱情之蜜。

沉醉在诗的梦幻中的姚蓬子将情思化为情诗:

你小小的唇正像一颗酸果儿, 虽然颜色是红晶石似地鲜艳, 味儿却酸酒一般苦。 因为我正想试尝苦的滋味呢, 故而我们的唇儿触着时, 我的眉间透露了笑意。

爱情虽然滋润了他枯萎的心田。但是,对自己未来充满种种幻想的姚蓬子,不满足乡间的平淡生活,他常常梦想着哪一天成为一个大人物,大圣人。于是,他告别了浣江的水,告别了母亲的新家,告别了恋人的红唇,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