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像我一样 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 又重复咽下，那末，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 露丝，在撒手前……
本来，这样抒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小诗，连同他的作者—20世纪20年代混迹文坛的姚蓬子，早已被历史的浪潮所吞没。
只是因为其子姚文元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姚蓬子随之成为众所关注的人物。
1949年9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即周扬—引者注）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蓬子于1927年底加入中共，1933年12月被捕，不久叛变，于1934年5月14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细探姚蓬子的人生色彩，最初是灰色的，后来曾是红色的，忽地变成黑色，渐渐又褪为灰色。其中那一段黑色的历史，不仅是他的一块心病，也成了姚文元头上的一块癞疤。在姚文元平步青云成为中央首长之后，曾以“严防扩散”之名为姚蓬子遮掩。正因为这样，云谲波诡，姚蓬子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其实，就连姚蓬子本人，也曾在其诗集《银铃》的“自序”中写过：“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正如草木不能逃避季节的支配一样。”如今，撩开那神秘的面纱，为姚蓬子曝光。
姚蓬子，其实是笔名。他写文章，常署“蓬子”，来自他的另一个名字“蓬生”。他的本名叫姚方仁、姚杉尊，字裸人。他又名姚梦生，“梦笔生花”之意；有时也写为姚梦圣，“梦见圣人”也。他取笔名“蓬子”—“蓬瀛之子”，总是跟幻梦、圣人、仙境之类扯在一起。他还用过很多笔名，诸如丁爱、小莹、梦业、慕容梓。
姚蓬子乃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人氏。
姚公埠是个小镇，离诸暨县城四十来里路。笔者在1989年11月16日，曾前往姚公埠作实地采访。
据说，当年从杭州坐火车到诸暨湄池下车，再转公共汽车到姚公埠。倘若坐小火轮，更方便些：从杭州沿钱塘江航行，转入支流浣江，可以直抵姚公埠。上午开船，下午便到了。
诸暨是浙江的望县，当年越国的古都，绝代佳人西施的故乡，人称“浙东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早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民国以来，诸暨列为浙江的“一等县”。这里原本水路四通八达。有了公路之后，交通更加便利。特别是浙赣铁路建成后，贯穿诸暨全境。诸暨盛产大米、黄金、茶叶。1989年冬，当笔者访问诸暨时，这里正在热闹庆祝由县改为市。
诸暨文化发达，名人辈出，内中军人多，文人多，科学家多，商人少。就以20世纪而言，国民党少将以上有一百多人是诸暨人，如蒋鼎文、宣铁吾等。共产党著名活动家俞秀松、谢侠父、宣中华、张秋仁、汪寿华、冯文彬、钱之光、钱希均（毛泽民之妻）等，也是诸暨人。诸暨也出了不少文化人，如北京大学校长何燮侯、诗人何植三、翻译家孙大雨等。诸暨农业也发达，这里流传一句话：“诸暨湖田熟，天下一餐粥。”意思是说，诸暨湖田的粮食熟了，可供天下人吃一餐粥。
姚公埠在诸暨县城东北，本是个姓柴的人居住的小村。相传宋朝时姚家从河南开封南迁至浙江富阳。不久，有姚姓两兄弟亨德、亨利迁往诸暨，亨利被柴家招女婿，改姓柴，而姚亨德也在这小村住下成家。此后，柴亨利家族衰落，姚亨德家族兴旺。人云：“这是以柴烧窑（姚），窑（姚）越烧越旺，柴越烧越少”。于是，小村遂成为姚姓天下。
小村濒临浣江，相传是西施浣纱之江，又称浣纱江。当时，江上无桥，姚氏祖先置一渡船，供人公渡，那小村便被叫作“姚公渡”。后来，渡口设船埠，遂改名“姚公埠”。姚公埠日渐发展，由小村变成小镇，分为上村、中村、下村。
姚公埠是一个建在堤上的小镇，它的一边是浣江，另一边是农田。农田的地势低，不得不沿江筑堤。人们的房屋无法建在那低湿的地里，只好建在堤上。于是，姚公埠成了一个沿江而建的狭长的小镇，像一条带鱼似的。
姚公埠的居民，差不多家家姓姚。据说，是由一个姚姓老祖宗繁衍下来的。笔者在诸暨档案馆见到《暨阳浣西姚氏宗谱》，内中记载着姚文元的家谱。那里的姚家宗祠，则是清朝光绪年间重立的，写着对联：“红霞晚映，鸢飞鱼跃。”
在姚公埠下村，有一座房子，人称“九间头”—那房子南、东、西各三间，共有九个房间。在“九间头”对面，有一座像北方四合院的房子。走进大门，是一个四方的院子。院子的三面，是平房，正面是两层楼房，上下各为三间（后来扩建为上下各五间）。这便是姚家老屋。
老屋的主人胖墩墩的，那喉咙又响又亮，站在院子里喊一声，连“九间头”的糊窗纸都要抖几抖。此人姓姚名西曜，讳志纯，乃姚蓬子之父[132]。姚文元的祖父，有田120亩，在姚公埠下村算是数得上的地主了。这些田地，是从姚西曜的曾祖父姚杏生、祖父姚麟秀、父亲姚宝槐手中传下来的。姚宝槐是清朝秀才，两度赴绍兴考举人，未中，疯癫而死。
■ 1989年11月，叶永烈在姚文元家乡浙江诸暨姚公埠采访姚家老邻居。
■ 浙江诸暨姚公埠姚家老屋（叶永烈 摄）
笔者注意到姚克先生一篇遗作，题为《“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内中涉及姚文元的祖父。姚克先生是电影《清宫秘史》的编剧。在“文革”中，《清宫秘史》曾受到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的猛烈“批判”，成为“炮打”刘少奇的一颗重磅炮弹。
姚克晚年，客居美国。1976年底，他在美国加州会晤那位为江青立传的维特克女士，谈起江青，也谈到姚文元。后来，他把那天的谈话写成《“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一文。此文在姚克去世后，于1996年发表于第12期《上海滩》杂志。
姚克写道：
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字，说他的祖父姚汉章，多年前曾任中华书局的编辑。我这才发现，我当年认识左翼作家姚蓬子原来是姚汉章的儿子。
……
姚汉章是清朝末年的举人，在我同辈分的弟兄中，他是独一无二的，他中举之后科举就废了。他因为是个举人，特别受亲属的重视，所以隔了六七十年我还记得他，别的从堂弟兄的名字我就想不起来了。我和姚蓬子认识的时候，从来没有互相展问邦族；我绝对没有想到他会是我从堂哥哥的儿子，他也绝对想不到我会是他父亲的从堂弟弟，因为我是先父晚年的儿子，年纪和姚汉章相差至少二十岁上下，而且我说话带一点苏州口音，更不像是他们的本家，如果我和姚蓬子交往得长久一点，彼此也许会发现出亲属关系来。可是经过鲁迅先生的劝告，后来我就和姚蓬子疏远了。若不是最近报纸上透露姚文元的家世，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父子是我的本家亲属。
民国初年间，姚汉章就在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当年中华版的教科书，有不少都出于他的手笔，60岁以上年纪的人也许曾经读过。
很遗憾，姚克先生没有注明他所见到的那篇“批判姚文元的文字”，究竟发表于什么报刊，作者是谁，文章的篇名叫什么。
笔者在浙江诸暨档案馆查阅了《暨阳浣西姚氏宗谱》，并复印了姚文元的父亲、祖父那一页，没有见到姚文元的祖父叫姚汉章的记载，只查到他的祖父“名西曜，讳志纯”。姚西曜是否另有名字叫汉章？尚待进一步查证。
就连姚克本人在《“四人帮”中的二位舍亲》一文中，对此也有所怀疑：因为姚汉章之父讳文俊，姚文元倘若是姚汉章之孙，不可能是“文”字辈—岂有曾祖父与曾孙同辈之理？
姚克写道：“姚汉章是个旧社会的人，当然不会替孙儿取一个与自己父亲犯忌讳的名字，姚蓬子虽然曾一度做过左翼作家，也不至于糊涂得连这一点规矩都不懂。”
光绪三十年，吹吹打打，一顶从20里外盛兆坞抬来的花轿，让姚西曜有了妻室。新娘姓张，按老规矩，也就唤做“姚张氏”。
姚张氏过门不久，为姚家添了一个胖小子，那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的事。[133]“翻译”成公历，也就是1906年。
姚西曜希望儿子成个秀才，取名姚梦生，又叫蓬生，亦即姚蓬子。
子肖其父，姚蓬子的声音也格外响亮。不论在讲坛上，在家中，当他慷慨激昂起来，声音常常会使窗玻璃为之不断震动。
姚张氏是个和颜悦色的人。虽说姚西曜发起脾气来翻江倒海，使姚张氏一声不吭，使鼓槌如同敲打在丝绵被上一般。姚张氏把姚家料理得整整齐齐，没有一把歪放的椅子，没有一个倒了的油瓶。
姚家的日子渐渐兴旺起来，加盖了三间楼房，后来又扩建为上下各五间。
姚西曜当上了“圩长”。那里把堤称为“圩”。圩分段承包。圩长，也就是某一段江堤之“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圩长大约相当于居民小组长。
在生下姚蓬子8年后，姚张氏又生一女，取名姚舞雁[134]。梁实秋先生于1974年写的《槐园梦忆》中，有一句提到姚舞雁。那是述及他的妻子程季淑在1948年冬从北平抵南京时：“第二天她得到编译馆的王向辰先生的照料，在姚舞雁女士的床上又睡了一晚。”
梁实秋乃编译馆馆长，姚舞雁多年来在梁先生手下干事。
另外，在老舍的1951年3月28日的日记中，也提及姚舞雁：“约王庚尧、姚舞雁、屈凌汉、隋育楠、易德元、席征庸，吃东来顺。”
红学专家冯其庸在1994年《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出版时，称姚舞雁为“版式专家”：“决心彻底全面重校重排，所有文字都用原书一一核校，我还请版式专家姚舞雁先生重新划定版式，并由她作复校，最后由我定校。经此番努力后，从版式到文字、分段、标点以及眉评、回后评等等，皆认真定，面目为之一新。”
姚西曜在乡下当了一辈子土财主，希望儿子有点出息。在姚公埠念过私塾之后，姚西曜就把儿子送到诸暨县立中学上学，不久转往绍兴越材中学（现名建功中学）上学，后来姚蓬子讲话有点“绍兴官话”的味道，便是绍兴越材中学给他留下的印记。
中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上海中国公学，然后前往北京大学。
1924年夏日，姚张氏常常发烧，气喘，不断地吐浓痰。不知怎么回事，她的脸上还长出许多红点。
就在这个时候，18岁的姚蓬子从北京大学急急奔回老家，探望重病的母亲。姚张氏的病越来越重，水米不进。
姚西曜赶紧从几十里外请来医生。医生只略微看了一下，便连连摇头，写下处方，连饭都不吃，就拎起出诊皮包走了。
医生不吃病家的酒菜，这意味着病人已病入膏肓。
医生临走留下一句话：“如果病人脸上的红点褪去，那就不行了。”
姚西曜还来不及去抓药，妻子脸上红点褪去，一命呜呼。
伫立在母亲坟头，姚蓬子久久无言。他把无限哀思，凝在一首题为《自从我死去了母亲》的小诗里。
逝者长眠，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流逝。白色的纸花、黑色的布幔刚刚扫去，姚家小院挂起了红花、红布，燃起了喜庆的鞭炮。
一顶花轿抬进了小院。姚西曜在姚张氏死去的当年便娶了继室，叫冯雅琴。比起姚张氏来，冯雅琴显得更为精明能干，尤其是擅长理财。两年之后，冯雅琴生一女，取名姚飞雁。又过三年，冯氏再生一女，取名姚鸣雁。
1937年，姚西曜明显地消瘦下去，胃口越来越差。他不断地吐出紫黑色的血块，终于一病不起，死于姚家老屋。
冯雅琴成了一家之主。靠着佃户耕种姚家土地，她在姚公埠过着无忧无愁的日子。直到临近解放之际，她知道世道要大变，便卖了土地、家产，逃到上海，住在姚蓬子家中。
她与姚蓬子之间的感情，不好，也不坏。
生母姚张氏的病逝，曾使姚蓬子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的大学同学周颂棣住在离姚公埠80里路左右的地方，托人带来口信，邀他去做客，散散心。
姚蓬子来到周家，结识了周颂棣的姐姐周修文。他有心，她有意。本来是为了驱散丧母之痛，却迎来了爱情之蜜。
沉醉在诗的梦幻中的姚蓬子将情思化为情诗：
你小小的唇正像一颗酸果儿， 虽然颜色是红晶石似地鲜艳， 味儿却酸酒一般苦。 因为我正想试尝苦的滋味呢， 故而我们的唇儿触着时， 我的眉间透露了笑意。
爱情虽然滋润了他枯萎的心田。但是，对自己未来充满种种幻想的姚蓬子，不满足乡间的平淡生活，他常常梦想着哪一天成为一个大人物，大圣人。于是，他告别了浣江的水，告别了母亲的新家，告别了恋人的红唇，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