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如今她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
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而且由于他1966年1月24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关于政治挂帅的讲话，颇受毛泽东重视，于1966年4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这一回又少了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忝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姚文元是最低最浅的一个。
两“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的发表，使姚文元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然而，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爬的阶梯的刀笔吏，还没有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就任，便飞往北京，出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第一次成了“京官”。
“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与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合影。（孟昭瑞 摄）
从此，江青有了一个重要的实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中央文革小组”或者“中央文革”。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
不过，她其实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了“中央文革小组”说一不二的组长。
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前任邓拓于1966年5月17日深夜自杀），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
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
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
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小组”一些文件的起草。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于康生之前。
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增至18人。
据王力回忆：“‘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办公地点在钓鱼台16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
最初的“中央文革小组”，是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
“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大大“膨胀”起来：机构膨胀、权力膨胀。那是在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
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摄氏40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〇一医院。
王力晚年在上海（叶永烈 摄）
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一通知全文如下：“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已大大膨胀，“代理组长”已成为“实权组长”。
在中共党史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竟取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查遍中共80年的历史，唯有那十年非正常时期，才会有这般非正常的现象。
毛泽东倒颇为赞赏，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