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
外国人对于中国问题的了解，往往是隔着一层的。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人研究英国问题或是美国问题，比之英美人研究中国问题，那是要容易得多。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历史长久而复杂、中国的文字难学、文学作品不易欣赏、语言发音困难、方言众多、中国地大人多，各个地区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像我们这种从小到大，读了三十几年书的人，一生和书籍笔墨为伍，但还会有许多中国字不认识，许多会写错、用错、读错，要一个外国人来研究中国问题，确是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许多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读到中国史时不免有许多笑话，而这种错误，一个不必是学者的中国人，也会很容易发现的。这些日子中我在读英国史学家汤恩比的大部头著作《历史的研究》，便不禁有这样的感想。显然，钱穆先生一本薄薄的《中国文化史专论》，对于中国文化本质的了解，比汤恩比说得正确得多。
但在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外国人就不这么吃亏。政治牵涉到人事、心理和性格，比较困难些，经济却主要是具体的事实和数字，可以说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真正科学的。我以为外国人对中共经济的分析研究，虽然不及中共的当政者或专家们了解得清楚透澈，但他们也有一个极大的长处，那便是比较客观，不必顾忌到成为右派、观潮派、“前怕狼后怕虎分子”等等。当然，政治和阶级性的偏见还是避免不了的，但我个人以为，在外国人所写关于中国问题的各种文章中，以经济性的论文最有参考价值。
例如，美国人艾荣·钟士对中共经济近况的分析，我以为很接近于事实。他那篇专文的结论是说，中共在五十年代中经济上有很大的成就，这主要是政治力量和社会革命所推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巨大的失败，使得北京的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六十年代中所遭遇到的问题，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思想改造、发动群众、苦战三年等办法来解决。他们需要一种稳定的制度、渐进的进步。他认为中共目前所推行的缓进而现实的政策可以克服各种经济困难。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中共有了若干成就之后，是否又会急躁起来，又会沉不住气而“癫”了起来，是否又会过于信任党的组织力量而在经济上采取革命性的行动，如果再来一场大盲进，那又会全功尽弃。因此，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