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被谱入乐曲，成为歌词的题材，其由来已很古。“东门之杨” ，这杨柳是男女恋爱幽期密约的地方。“有菀者柳” ，这杨柳是旅行人休息的处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这杨柳是感伤离别的风物。这些都见于《诗经》，可见杨柳是周代人民生活中，早已成为经常歌咏到的东西。到了汉代，西域的胡乐传入中国，汉武帝设置乐府，吸收胡乐，谱成大量的新曲，就是所谓“乐府新声” 。崔豹《古今注》记载横吹曲云：“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军。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世用者，黄雀、龙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华子、赤之杨、望行人等十曲。” 这说明汉武帝时，李延年用胡乐制成二十八个横吹曲，汉武帝出行时，用作军乐。到了后汉，守边的将军也可以用入军乐。到了魏晋时代，这二十八个曲调亡失了大半，只剩了十个曲调。其中有折杨柳，就是唐代《杨柳枝》曲调的远祖。
沈约《宋书·五行志》记录云：“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 它告诉我们，此时洛阳民间流行唱折杨柳，歌词都涉及从军辛苦之感。可见这时折杨柳从军乐变成为民间小唱，而还没有消灭其军队生活的题材内容。
《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云：“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瑯琊王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声，十一曲有歌。是时乐府胡吹旧曲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等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地驱乐、折杨柳等歌三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总六十六曲。” 由此可见汉代用胡乐谱的横吹曲折杨柳，到梁代还在流行。《古今乐录》又记载西曲歌三十四个曲名，其中有攀杨枝、月节折杨柳歌二曲，这是长江上游湘鄂一带的民间歌曲了。
《乐府诗集》收梁元帝以下至唐代诗人的折杨柳词，仍然都属于横吹曲。陈后主诗曰：“还将出塞曲，仍共胡笳鸣。” 徐陵诗曰：“江陵有旧曲，洛下作新声。” 这说明洛阳流行的折杨柳新歌词，是从江陵旧曲传去的。张祜诗曰：“横吹凡几曲，独自最愁人。” 徐延寿诗曰：“莫吹胡塞曲，愁杀陇头人。” 可见自汉至唐，折杨柳虽然屡次翻变但始终是横吹曲，陈后主咏的是胡笳曲，唐人咏的是笛曲。而且是横吹曲中音调最哀怨的。《乐府诗集》又云：“古乐府又有小折杨柳。相和大曲有折杨柳行。清商四曲有月节折杨柳歌十三曲，与此不同。” 这是说这几个折杨柳曲不属于横吹曲。由此也可知折杨柳这一题材，或其曲调，已发展到横吹曲以外去了。
何光远《鉴诫录》以为《杨柳枝》曲起于隋代，他举唐人《杨柳枝》词多咏汴渠为证。这是他没有仔细研究一下《杨柳枝》的来源之误。开汴渠，栽杨柳、劳民伤财，以至亡国，这是隋炀帝的虐政，唐人作《杨柳枝》歌词，就用到这个新的历史题材，以为鉴戒。不能因为唐人作《杨柳枝》词多用隋炀帝的典故，就认为《杨柳枝》曲起于隋代。
曲名折杨柳，汉魏以来都没有改变。但在梁代，鼓角横吹曲中却出现了“折杨柳枝” 这个曲名。到了唐玄宗时代，再度吸收西域音乐，改造旧曲，谱出新声，于是原有的折杨柳，改作《杨柳枝》。《教坊记》著录开元天宝时教坊所奏三百四十三个曲名，《杨柳枝》亦为其中之一。但在这时期，《杨柳枝》还是笛曲，也就是说，还是横吹曲。张祜诗曰：“莫折宫前《杨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
到了长庆年间，洛阳忽然又流行一支所谓“新翻杨柳枝” 歌曲。这时，诗人白居易正在洛阳，他很喜欢听这支歌曲，就写了八首歌词，另外又写了一首二十韵的五言诗以赞美它。这首诗的小序云：“《杨柳枝》，洛下新声也。洛之小妓有善歌之者，词章音韵，听可动人，故赋之。” 诗中有句云：“乐童翻怨调，才子与妍词。” 又云：“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 《杨柳枝词》八首中有句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这些诗句都说明：教坊旧曲《杨柳枝》，原为笛曲，至此时，洛阳乐师把它改为歌曲，给小妓歌唱了。
段安节《乐府杂录》云：“《杨柳枝》，白傅闲居洛邑时作，后入教坊，” 这一条记载显然是错误的。第一，在白居易以前，《杨柳枝》早已是教坊乐曲了。第二，《杨柳枝》曲调不是白居易的创作，白居易不过给这个曲调配了八首歌词。后来因刘禹锡等诗人的和作，于是《杨柳枝》新翻遂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白居易诗中所谓“古歌” ，乃指唐以前的折杨柳；所谓“旧曲” ，乃指开元时教坊曲《杨柳枝》。刘禹锡的《杨柳枝词》第一首亦云：“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这里所谓“前朝” ，有人以为指隋朝，也是错误的，应当是指玄宗朝。
从卢照邻、韦承庆、沈佺期以下，初盛唐诗人十馀家，都有折杨柳词，都是赋咏笛曲。杨巨源是德宗时人，贞元五年进士，他的诗集中也还有折杨柳词。但是，自从白居易、刘禹锡唱和以后，就不见有折杨柳词，诗人所作尽是《杨柳枝》词了。
再迟一些，到宣宗大中年间，温庭筠与公卿子弟令孤滈、裴諴等，为歌妓作“新添声《杨柳枝》” 词。从“新翻” 到“新添声” ，《杨柳枝》歌词又有了发展。僖宗乾符五年，诗人薛能为许州刺史。他令州妓少女作《杨柳枝》健舞；也作了歌词，称为“《杨柳枝》新声” 。其诗有云：“柔娥幸有腰支稳，试踏吹声作唱声。” 这两句说明了《杨柳枝》从笛曲改作歌曲，又以歌曲伴舞，成为舞曲。大概其音声节拍也一变再变了。
但是，无论是折杨柳或《杨柳枝》，在唐人诗集中，都是七言绝句的声诗。温庭筠所作新添声《杨柳枝》词，也仍是七言绝句，因此我们无从知道歌唱时的添声情况。不过，敦煌曲子里有一首《杨柳枝》，其词云：
春去春来春复春，寒暑来频。
月生月尽月还新，又被老催人。
只是庭前千岁月，长在长存。
不见堂上百年人，尽总化为陈。
又《花间集》有顾夐的《杨柳枝》一首：
秋夜香闺思寂寥，漏迢迢。
鸳帏罗幌麝兰销，烛光摇。
正忆玉郎游荡去，无寻处。
更闻帘外雨潇潇，滴芭蕉。
又有张泌的《杨柳枝》一首：
腻粉琼妆透碧纱，雪休夸。
金凤搔头堕鬓斜，发交加。
倚着银屏新睡觉，思梦笑。
红腮隐出枕函花，有些些。
以上三首，都以七言四句为基础，其下各加一个短句，可能就是所谓“添声” 部分。此处本来是和声，故作词者不在此处填词。后来和声也成为正曲，作词者就也填上实字，于是成为《杨柳枝》新调。北宋词人作《杨柳枝》词，都继承《花间集》的格调，即四个短句都用三言句，而敦煌曲的形式却没有出现。王灼《碧鸡漫志》已有所说明：“今黄钟商有《杨柳枝》曲，仍是七言四句，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时和声，如《竹枝》、《渔父》，今皆有和声也。”
殴阳修有一首词，调名《贺圣朝影》：
白雪梨花红粉桃，露华高。
垂杨慢舞绿丝条，草如袍。
风过小池轻浪起，似江皋。
千金莫惜买香醪，且陶陶。
此词与《杨柳枝》几乎相同，惟第三句下三字短句仍协前二句的平声韵，而不和“起” 字协韵。万红友《词律》因此便以为此二词有区别，不能认为是同一个词调。
另外，贺方回有八首词，调名《太平时》。其第一首云：
蜀锦尘香生袜罗，小婆娑。
个侬无赖动人多，是横波。
楼角云开风卷幕，月侵河。
纤纤持酒艳声歌，奈情何。
此词与《贺圣朝影》完全相同。《词律》云：“此调一名《贺圣朝影》，因原名《太平时》，故列于此，不附《贺圣朝》之后，勿谓例有不同也。” 万红友以为此词原名《太平时》，别名《贺圣朝影》，因此将《贺圣朝影》编在《太平时》调后。至于《贺圣朝》与《贺圣朝影》，万氏认为是不相干的二调，所以不把《贺圣朝影》编在《贺圣朝》调后。但是，《词谱》却说：“《太平时》，一名《贺圣朝影》，一名《添声杨柳枝》。” 《历代诗馀》因此就把欧阳修的《贺圣朝影》改题作《太平时》，与贺方回、陆放翁诸人所作《太平时》编在一起。
由以上情况，我们得出一个疑问。《太平时》、《贺圣朝影》和《杨柳枝》的关系如何？这个疑问的关键，在于第三句下的短句，协平协仄，有无区别？五代时人作《杨柳枝》，此句都协仄韵，即与第三个七言句的末一字协韵。宋人作《太平时》，此处皆协平韵，即与第一、二、四句的末一字协韵。这里似乎有些区别。可惜宋人作《太平时》者不多，不能找到许多例证。近来看元遗山的《续夷坚志》，其中载金代大定年中有广宁士人李惟青，与鬼妇故宋宫人玉真相会，玉真作《杨柳枝》词曰：
已谢芳华更不留，几经秋。
故宫台榭只荒邱，忍回头。
塞外风霜家万里，望中愁。
楚魂湘血恨悠悠，此生休。
此词第三句下的短句仍协平韵，应当就是《太平时》或《贺圣朝影》，而元遗山却说是《杨柳枝》。可见《太平时》或《贺圣朝影》就是《杨柳枝》，并无区别。第三句下短句，协平协仄，可以不拘。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是不同的二调。
《太平时》乃宋太宗时所制的小曲，属小石调，见《宋史·乐志》。《杨柳枝》属黄钟商，俗称高大石调。小石调乃姑洗商的俗名。二者都是商声，可知北宋初的《太平时》，是以唐五代的《杨柳枝》演变而来，而且只是音律上的小小改变，对歌词句法几乎没有影响。
《贺圣朝影》就是《贺圣朝引》，顾名思义，此曲应当是从《贺圣朝》演变而成，不能说它和《贺圣朝》没有关系。黄庭坚有一首《贺圣朝》词曰：
脱霜披茜初登第，名高得意。
樱桃荣宴玉墀游，领群仙行缀。
佳人何事轻相戏，道得之何济。
君家声誉古无双，且均平居二。
同时张子野亦有一首：
淡黄衫子浓妆了，步缕金鞋小。
爱来书幌绿窗前，半和娇笑。
谢家姊妹，诗名空杳，何曾机巧。
争如奴道：“春来情思，乱如芳草” 。
又杜安世亦有一首：
牡丹盛坼春将暮，群芳羞妒。
几时流落在人间，半开仙露。
馨香艳冶，吟看醉赏，叹谁能留住。
莫辞持烛夜深深，怨等闲风雨。
以上三首《贺圣朝》，和顾、张泌的《杨柳枝》，欧阳修的《贺圣朝影》，对比之下，宛然一式。黄庭坚一首，尤其与敦煌曲子极近。基本上都是在七言绝句的各句下加一短句。所不同者，是这些短句或为三言句，或为四五言句。短句的韵脚，或协平声，或协仄声。张子野、杜安世二词，七言绝句部分的第三句已变成四言二句，显然这里已用换头了。张词第四句仍为八言，而杜词第四句则回到七言，使第三句的换头更为明显。如果以欧阳修的《贺圣朝影》与黄庭坚的《贺圣朝》对比，可知它们的关系正如《花间集》的《杨柳枝》和敦煌《杨柳枝》的关系一样。
《贺圣朝》也是唐代教坊旧曲。张子野集中注明《贺圣朝》属双调。双调乃太簇商的俗名。由此可知宋代的《杨柳枝》、《太平时》、《贺圣朝》、《贺圣朝影》（或引），都是商声曲子，其音律既不甚远，格式又大体相同。因此可知，《太平时》或《贺圣朝影》，实在就是《杨柳枝》。《词谱》的注不错，万红友《词律》的注却失于考究了。
以上，我给词调《杨柳枝》的历史演变作了初步的探讨。现在给本文做一个结论：杨柳在《诗经》时代已为人民歌咏的题材。在汉武帝时，李延年吸收西域音乐，谱出了二十八个新曲调，其中有折杨柳一曲，汉武帝把它用作军乐，属于横吹曲，当时是笳吹曲。西晋末年，洛阳民间流行着一支折杨柳歌，歌词内容仍然是军队生活，但它已不是横吹乐曲，而成为民歌了。到了梁代，横吹曲中还有折杨柳，但有时却称为折《杨柳枝》。从初唐到盛唐，有许多诗人做过以折杨柳为题的歌词，形式是一首七言绝句。内容不限于军旅生活，也不限于杨柳。这时候，折杨柳已成为乐府古题。
唐玄宗时，用旧曲改新声，折杨柳被改名为《杨柳枝》，不用笳吹，而改为笛曲，也不是军乐了。到中唐时候，洛阳民间又流行了一支所谓新翻《杨柳枝》，得到诗人刘禹锡、白居易的赞赏，赋诗宣扬，于是《杨柳枝》从笛曲中解放出来，成为歌曲、舞曲。温庭筠等人又作了新添声《杨柳枝》，盛行于歌坛。所谓“新翻” 、“新添声” ，在当时诗人所作《杨柳枝》词的形式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们同样都是一首七言绝句。但敦煌曲子中有一首《杨柳枝》，是在七言绝句的每一句下各加一个四言或五言的短句。在《花间集》中，也有几首《杨柳枝》，是在七言绝句的每一句下各加一个三言的短句。这大概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添声” 部分。
在北宋时，欧阳修的《贺圣朝影》，贺方回的《太平时》，短句都是三言句，可认为是《花间集》《杨柳枝》的继承。黄庭坚、张子野、杜安世的《贺圣朝》，短句都是四五言句，可认为敦煌《杨柳枝》的继承。从此以后，《杨柳枝》这个调名极少见了。